周有光近照。图片来源：《华西都市报》　　中新网1月13日电(宋宇晟) 综合报道，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今日迎来110岁大寿。周有光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如今的他仍笔耕不辍，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今日，是周有光的109岁生日，根据老先生“做九不做十”的惯例，当为110岁大寿。

　　“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周家祖籍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业。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守城将士军饷全部用于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因常州失守，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化作乌有。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升入中学，与后来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其时已家道中落，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在随后的近70年中，两人一直相濡以沫。

　　周有光在其《百岁口述》中，也曾谈起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他说，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周有光将这八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就是恋爱阶段。周有光称，“当时她(张允和)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关于两人的婚姻，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那就是“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此，周有光曾在受访时坦言，“其实我们也吵架”。

　　“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晚年，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

　　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而在同时期的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