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编者按：今天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物质狂欢的时代，让我们回到一种节制的安静中，或许能听到巴金先生在对我们说什么。记住巴金，就是记住一个时代。 一 一个伟大、杰出的作家，既是时代的产儿，也是他所属时代的代表。 巴金走过漫长的百年历程，他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一九四年出生的他，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获得思想、精神与文学的滋养、力量，走过风雨，在起伏跌宕的社会演变过程中，其生命一直走到二五年，最终与他经历的时代永远告别。 岁月沧桑，跨越百年。 巴金所经历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之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世纪……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引吭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他的时代。 我很难用一个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有时如激流，有时又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一生。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把心交给读者。” “讲真话。”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尽全力这样在做。 如今，迎来巴金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人们追思他，纪念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从《家》《春》《秋》到《随想录》，曾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响过他的读者和他的时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自身，在这个时代，更需要珍爱和传承他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文学遗产。 历史，永远是一种延续。 回顾、思考与传承，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纪念。 二 近年来，人们常常以不同方式回忆八十年代，谈论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不只是一个时间的起始，我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接下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看作八十年代的先声，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 恢复高考是教育的理性回归，是告别混乱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将之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范围，即可看出，它的最具时代转折的意义，应该是社会终于回到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当年参加高考并有幸录入的不少年轻人，曾多年背负着父辈的“原罪”包袱，其中，通常所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即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青少年)，比例较大。帷幕既然拉开，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便一一亮相了。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四百四十多万地主、富农摘掉帽子，几十万名右派分子和一个又一个“反革命集团”相继获得平反……从此，他们的子女，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享有与同辈人一样的平等身份和权利。 改变历史的第一步，已经迈开。这无疑是关系到千万个家庭的一次大变动。多少人的命运为之改变，多少个家庭为之团圆。如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词语之一是“弱势群体”，三十年前，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那些步履蹒跚的归来者，正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贱民”，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期盼与其他群体一样轻松呼吸，期盼自己也能够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周围不再有人投来鄙视甚或仇视的目光，他们的后代也不再背负父辈沉重的政治包袱，可以与别的孩子们一样，伸出臂膀，拥抱阳光，唱一曲自己的歌。 一个国家，不再有阶层划分的整体歧视，才能有凝聚力，才能有活力。 历史的大变动。三十几年已然过去，我们只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当年的这种具体情形，才会对巴金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有较为贴切的理解，也才能对他的《随想录》，以及当年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 三 回想当年情景，晚年巴金无疑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面旗帜。自一九七八年年底开始，他埋头于写作《随想录》，不少文章的发表，总是敏感地呼应着现实问题，在呼应现实的同时，历史的反思增加着思想和精神的分量。 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也是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集体归来之际。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历史反思，无疑成为他写作时始终萦绕于心的主题。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巴金率先倡导自我忏悔和反思。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近年来，重新出现的红卫兵忏悔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与巴金当年的衔接。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一九八年四月，巴金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与此同时，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