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意识、站在全人类的范畴认识“文革”、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在我看来，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也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原则，一些年里，却在自己身上消灭，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人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深刻性。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巴金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做出各种表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真诚依然重要，“说真话”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话题。

　　四

　　回望八十年代，巴金不只是以《随想录》影响着中国，他还如同三十、四十年代一样，借《收获》的平台，靠自己在文坛德高望重的身份，培养和推出一个又一个后辈作家，让新时期文学的天空，更加宽阔而耀眼。

　　人们谈到巴金，时常只局限于他的文学创作，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巴金还是一个卓越的出版家。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到一九五七年与靳以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直到二五年去世。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十几年间，出版一百多种作品，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汪曾祺、黄裳、黄宗江……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而问世。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巴金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唯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文革”刚刚结束，写作《随想录》的巴金，同时亲自确定《收获》杂志的重点作品的发表。此时，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水运宪、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

　　从维熙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一直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这些年，从我熟悉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冯骥才、沙叶新、张辛欣等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受惠于巴金的那些作家们来说，巴金无疑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五

　　早在三十几岁时，年轻的巴金曾这样表述所感受的生命运动：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九年前，一百零一岁的巴金离开了我们。遵照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与妻子萧珊的骨灰，一起撒入东海。

　　从此，一个人的生命，如激流一般汇入大海。从此，一个矛盾、痛苦，同时又是丰富、伟大的生命，走进了历史。巴金为我们留下温暖而美好的记忆;巴金为我们留下了《家》、《春》、《秋》，留下了《寒夜》，留下了《随想录》;巴金也为未来提供了说不尽的政治的、文化的话题……

　　巴金的时代已成过去，他为自己的时代发出的声音，却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发出回响。

　　记住一个人，也就记住了一个时代。

　　哪怕他已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