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许鞍华的一部《黄金时代》，尽管票房惨淡，却成功地让萧红这个原本颇为冷门的女作家成为了一种热门现象，凡“文青”“小资”言必称萧红，人人莫不以谈《呼兰河传》《商市街》为荣。然而，这位命运多舛、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一部电影、三两本作品、几篇影评，或许都不能让你了解一个真正的萧红。喧嚣过后，静下心来，选取几则当年的关于萧红作品的书评，从一个新的角度，试着感受她吧。 萧红生前结集出版的作品并不算多，《生死场》与《商市街》，就算是1930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们尚能看到的代表作了。 在1936年的《清华周刊》上，就刊载有这两部萧红代表作的书评，应当是当时最早发表出来的萧红书评了。这两篇书评，从青年读者的角度，给予了萧红很高的评价，对这位时年25岁的才女颇为赞赏。此外，在第四十四卷第二期、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在这两篇萧红书评前后，尚有对萧军《八月的乡村》、《羊》的书评，也都提到过萧红，也都是将萧红、萧军的作品并列，来加以比较研究的。也由此可见，萧红成名之早，并不仅仅在于鲁迅等文学导师级人物的单方面提携，并非只是小圈子里的友朋追捧;而是在同时代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共鸣与反响，且已拥有一定量级的“群众基础”了。 《生死场》 瑕疵不掩作者热力 1935年12月，《生死场》初版发行，四个月后，书评即面世了。署名为“石”，发表于1936年4月的《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上的书评，对《生死场》的评价，在鲁迅与胡风之外，又别开一番生面。书评者开篇即强调说： 《生死场》“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庄”(胡风读后记语)，但它“预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序《八月的乡村》语)。这就是《生死场》，也就是今天的中国。 显而易见，书评者把《生死场》的文学与社会学价值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将其视作中国农村生活现场写真版，更将其视作中国未来命运的寓言式作品。这里引用到的鲁迅评价，当然至关重要，但有意思的是，这是将鲁迅对萧军作品的评语挪用过来的;与此同时，在后来对萧军《八月的乡村》、《羊》的书评中，书评者们又都不约而同地将萧红作品的特点拿过来相互比照。看来，萧红、萧军对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描写，的确是有某种共性的，的确是对那个时代的青年读者们都有着相似的吸引力罢。 这种吸引力，源自何处?当然，这不完全是来自于萧红的文学天赋与写作技巧，而主要的更来自于国难当头之际的民生想象与时事关注。众所周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迅即沦陷的中国东北地区，当地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都一直在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伪政府势力的封锁之下，鲜为外界所知。而这一时期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描写，不但被日伪势力视为“禁区”，国民党当局也对此讳莫如深，在“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驱使之下，对沦陷区状况有意无意地加以掩盖。在这个沦陷区与外界有如隔世的特殊的“真空时代”，萧红作品的可贵，正在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般的将这些“禁区”一一揭示了出来。这篇书评的末尾，对此就颇有戚戚焉，文中这样写道： 读了《生死场》后，也许你嫌它结构粗松，辞句上欠些修饰，这都是的。尽管有这些瑕疵，也掩饰不了作者的热力，我们今天听不见一点东北弟兄的消息，有多少血和肉，都悄没声音的轧成了尘土，萧红抢着用快镜摄下来这一片段，看起来虽然有点血迹模糊，却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头了。 《商市街》 一幅素朴的生活图画 如果说，《生死场》可以当作一部现实可信的报告文学作品来看待，具备了颇能满足当时国人关注国难时局的“现场感”;那么，带有浓厚自传性质、笔触更具文学个性的《商市街》，还能够打动1930年代的大学读者、文艺青年们吗?再来看，另一篇署名为“秋隼”，发表于1936年12月的《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第九期)上的书评，其对《商市街》的评价，仍是一见倾心式的肯定与认可。《商市街》是1936年8月初版的，也同样是新书上市后四个月，书评迅即面世。书评者开篇即这样强调说： 《商市街》，名为散文，实是一幅素朴的生活的图画，这幅图画与普通图画之不同处——普通的图画用的是点、划、线条，或彩素;而这幅图画，用的则是文字罢了! 全书不到二百面，包含三十八个短章，连合起来，做成一对爱人约有二十个月的生活记录，这种生活本身，完全是一种新的，但是清苦的;爱着的，但是切实的;孤伶的，但是有朝气的生活。 从这样的开篇语来看，与萧红同时代的读者，不但接受了她战地快照般的纪实笔法，也同样接受了这个作者本人的生活状态及其写作方式。除了对萧红、萧军这对患难伴侣的爱恋感到新奇与惊诧之外，那种艰辛生活环境之下的写作本身，也让读者对此更为惊奇与关注。在《商市街》中，那种同时代读者已经腻味了的悬在人间之外的罗曼蒂克趣味消失了，那种平铺直叙的纯粹纪实的第三人称视角也退居幕后了，让读者体味到的只是一种缓释却永无休止的、更加深入触及灵与肉的、死神与爱神并肩而来的生存本身的危机感。为此，书评者总结出了《商市街》的三大特点，可以说是给出了三处直指人心的导读关键，如下： 一、亡国奴的惨痛。是真实的，一点想象的成分都没有的。 二、文学和生活的绵密的渗透融和，已臻至极致。同时使我们可以深切的了解到，文学是怎样离不开生活而独在，和它反映生活的力量，和一般过着书斋生活，埋头在古籍中的人们，与创作关系，是怎样渐次绝缘的。 三、地方色彩很浓厚，哈埠的青年人，和哈埠的背景，直透露在纸上。 显然，这篇书评较之前的那篇，更进一步的肯定了萧红的文学水准与写作立场。《商市街》之所以能更打动读者，正在于作者亲历亲感，笔下的“文学和生活的绵密的渗透融和，已臻至极致”。这是来源于萧红那段不可复制的、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 1931年，萧红一家在经历了解除婚约与法庭败诉的种种挫折之后，名誉扫地，不得不举家搬迁至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当年10月，萧红逃至哈尔滨，不久，却又与追随而至的未婚夫汪恩甲同居。半年后，几经波折，萧红怀孕，临产期近，汪以回家取钱为由，弃她而去。由于两人欠下旅馆费用颇多，被旅馆老板扣作人质，失去自由。她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自此交识萧军。1932年8月7日夜，萧军趁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之际，救出萧红。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即送人。出院后，二人开始共同生活。同年11月，两人又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商市街》这部抒情散文集，写的就是那段时期的生活。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