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粉丝团”每天下午4点，在大同古城四牌楼开“例会”。因请愿被大同警方行政拘留后，被释放的第3天，卢廷高告诉记者，10月15日他去市委门前演讲，也是为了呼唤耿彦波回大同。(11月13日《新京报》)

　　“耿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耿彦波从大同市离任已近两年，还在享受着他们如此痴情地呼唤，作为一个地级市市长，眼下似乎没有第二人与之比肩。“丰立祥被抓，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希望耿彦波回来，继续建设大同。”

　　这是因为，耿市长离任以后，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市政府2013年累计负债超过130亿元。名城复兴计划始终未能进入良性接续。没有了耿市长的大同，似乎就转不动了。倾城涌动着“能人治市”的浓重民意，与当前进行的法治建设，显得是那么格外不协调。

　　不必怪罪“耿粉”出于各种本位利益给官方施压，这根绞索其实是官方包括耿彦波自己套上去的。这绞索的前身，是由“政绩突出”和“群众公认”的价值引领，由用力过猛的大拆大建编织成炫目的光环，后来，光环就变成了绞索，让组织被动，让耿市长减分。

　　“耿粉”的自我意思及表达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应该受到打压，但让一个城市离不开一个市长，他们也有责任。大同造城不同凡响，“耿粉”造神几乎无出其右。即使是好干部，也不是用来顶礼莫拜的，更不应该利用领导的头脑发热，无限制地追逐自己的利益，然后相互裹挟，他们不知道，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使用能吏和实现法治两个选项上，很少有人能够在后项上下真功夫，这固然有体制和大环境的原因，但一级党委和主要领导，多是把一个地方能否向上向外输送干部，有无“官员明星”吸引全国目光，作为比GDP更重要的“政绩”，非常规范式的耿市长就应运而生。

　　不管是出于个人利益的挽救，还是对大同未来发展负责，形成一种全城呼唤的态势，都是对制度、对政策的信不过。不管是对丰立祥下台的欢庆，还是对耿彦波回归的呼唤，也是源于现行机制和体制没被信任。

　　市民要把各自利益从寄托在官员个人身上，转移到依靠法治上来。组织要把一方百姓的福祉看得比一个官员进退升降重要。耿市长回不回大同，不能盲从民意。为体现法治为，不妨对“乱摊子”来一番追责。将大同市城市发展和对官员任用同时纳入法治命题之下，有效制衡官员主观任意性决定一座城市的命运，从法治上给大同奠定复兴的基础，让“耿粉”们无望的呼唤，成为一曲“人治”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