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而土地制度是关系城市化道路的根本制度之一。允许农民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自由选择，是把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城市化的关键。这是文贯中教授的新书《吾民无地》的核心思想，紧紧围绕中国城市化的关键问题，并不时触及到这些问题的深层制度原因。

　　文贯中教授在书中指出，近年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向土地制度集中，土地制度是社会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现行土地制度只是折中多方利益基础上的权宜之计，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尚未完全展开之前的一项临时性制度安排。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的时候。土地制度的缺失造成要素价格信号的扭曲，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发生扭曲，从而使城市化偏离正常的轨道。现行的城乡土地制度违反经济规律，剥夺农民进行土地交易的基本权利。在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土地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垄断，造成空前的最大规模的“国进民退”。我们迟迟没有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其原因恰恰在于现行土地制度下城市化无法得到土地要素市场的引导。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制度具有解决城市化过程问题的综合功能。我们需要一个以保障产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民意基础的社会秩序。

　　文贯中教授进而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城市化，把土地制度作为城市化的基本制度看待，把土地制度和城市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城市化存在两条道路，政府导向的城市化和市场导向的城市化。现行的城市化，是政府导向的城市化，是一种脱离农村发展的城市自我现代化。这种城市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行政城市化的驱动力在于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追求。由于要素市场特别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缺位，使人对土地价格产生错觉，户籍制度和和土地制度使要素不能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属于不同所有制的不同要素在要素市场上处于不同的地位，享受不同的权利，从而使城市化偏离全球城市化的正常轨道。文贯中认为城市化必须遵守基本的经济规律，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包括：第一，城市化必须以粮食安全为前提;第二，新崛起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功能;第三，城市化必须能消化农村人口、吸纳农民进城;第四，城市化必须是内生的、由市场主导的穷尽集聚效应的过程。

　　文贯中从小生长在上海，对上海的城市生活有切身的经历。他以浦江两岸的不同实践来说明城市化的两条道路：市场导向的老浦西和政府导向的新浦东。老浦西走的是人口密集、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而新浦东尽管投入大量资金和土地，人口集聚效应却弱化了。浦东吸收的主要是高端服务业所需要的白领和科研人员，与以低端服务业吸收外来人口的老浦西区别明显。文贯中支持老浦西的发展模式。他认为，老浦西模式的宝贵之处在于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规划为辅，走出一条符合国情，适合我国人多地少、收入不高情况下的城市化道路。文贯中认为小产权房在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政府没有提供相应的低成本住房的情况下，解决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小产权房的历史功绩不能被抹杀。

　　如何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他提出实行多元土地所有制并存加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这种政策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实现土地产权的多元化，从而使退出的土地在市场上流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流动，允许农民带着所分集体土地退出，并保证对土地的拥有、出租、转让、抵押、收益和买卖的权利，同时在自愿基础上允许其他农民继续保留现行的集体所有制。文贯中认为这种退出机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的所有权问题。这种方法不同于强制性的私有化，土地所有制的形式由农民自己选择，就像35年前农民对是否加入承包制的自由选择一样。

　　如何实现城市化?文贯中认为，需要提升法治精神，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化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包含对人的尊重和对公民财产的真心保护。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大量利益分配问题，必须以尊重法律的精神来解决，并建立税收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需要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去除将国民分为受到歧视的农村身份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身份的规定，只保留人口流动的登记功能。允许农村土地自由流动上市，结束政府对土地交易的垄断。

　　文教授之前发表了《用途管制要过滤的是市场失灵还是非国有土地的入市权》一文，认为现行规划和管制违背市场的平等原则，是随意决定土地分类比例和使用方式的行政配置，既损害效率，又违反正义，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严重扭曲、贫富和城乡差别居高不下的主要制度原因。除非改革现行规划和管制，并对所有市场失灵一视同仁，土地市场无以发育, 结构性失衡也无以纠正。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