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正是这位文豪在“黄金周”为中国读者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托尔斯泰与他的时代”展接待了数千名参观者;天津大剧院节日期间上演了托翁同名巨著改编的史诗歌剧“战争与和平”，反响热烈。

　　托翁仙逝百年之后在中国依然有大批拥趸，显示出这位文学巨匠道不尽的“中国缘”。而这缘分源自于托尔斯泰创作的跨越国界和种族、直指灵魂的文学作品，以及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探索和对东西方哲学的深刻思考。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宗琥说：“托尔斯泰的特点在于他的全人类性，他不属于任何民族，他属于整个世界。他的魅力在于他对个人道德完善的不懈追求，对以全人类的大爱实现幸福大同生活之目标的身体力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登陆中国，女作家单士厘在1903年出版的《癸卯旅行记》一书中对这位俄罗斯作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后，托尔斯泰开始为中国文化界所熟知，并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产生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盛极一时，鲁迅、茅盾、瞿秋白、耿济之、高植等都先后介绍过托翁或者翻译其作品。田汉和夏衍分别在1936年和1943年将小说《复活》改编为六幕话剧，冼星海为话剧谱曲。瞿秋白还成为托尔斯泰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第一位中国客人。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在为北京“托尔斯泰”展致辞中说，托尔斯泰“高度赞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崇尚，多次撰文抨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的博爱精神、忏悔意识及对自我完美的追求，深刻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

　　据统计，自1950年至2004年间在中国学术界发表的与托尔斯泰有关的论文共有近500篇。当代著名翻译家草婴自1978年起用20年的时间从俄文原著译成并出版《托尔斯泰文集》共12卷，计450万字，成为托翁作品在中国传播的里程碑。

　　托尔斯泰与中国学者的往来互动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他曾与中国留学生张庆桐通信。1905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张庆桐是托尔斯泰作品早期翻译者之一。

　　托尔斯泰在回复给中国著名学者辜鸿铭的《致中国人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生活要起一种大的变化，我相信在这变化中，中国将领导着东方民族扮演重要的角色。”

　　托尔斯泰既是文学巨匠，同时也是一名深刻的思想家。他推崇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的儒道墨思想。

　　曾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学者依丽娜·基里莉娜认为，托尔斯泰是人道主义作家，对中国人民和社会怀有深厚的感情。从精神上的联系而言，他是19世纪俄国作家中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家。

　　“他对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儒道墨学说成为托尔斯泰终极追求中的又一‘活命之水’。”依丽娜·基里莉娜说。

　　“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一直非常感兴趣，我尝试着去认识那些我能理解的东西，首先是中国宗教智慧，拜读孔子和孟子的书以及对他们的评论。当然我也读关于中国佛教以及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托尔斯泰在给辜鸿铭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道、仁和兼爱是托尔斯泰感受中国智慧的基石。老子、孔子和孟子对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他极力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主张回归自然，顺乎自然。在晚年，他还效法老子，主动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

　　托尔斯泰研读了大量中国哲学论著后，撰写了《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中古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等文章，编辑过有关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论著，把他们的学说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给当时的俄国读者。1893年，托尔斯泰与俄罗斯东方学家波波夫一起根据德文翻译了《道德经》。

　　研究2000年前中国哲人思想的托尔斯泰在逝世百余年后，在中国热度不减。在北京举行的托尔斯泰展上，参观者络绎不绝，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懵懂的少年，有艺术家、教师，也有普通市民和学生。他们在托翁的肖像、手稿和作品前驻足欣赏，静静地感受这位泰斗级人物的魅力。

　　“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思想对人的灵魂有净化和提升的作用，要认真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深入他的人生和艺术世界。”王宗琥教授说。

　　谈到托尔斯泰作品对当今的借鉴作用，他认为：“托尔斯泰对人类幸福大同社会的孜孜以求，他对这一理想的身体力行，他对个人道德自我完善的提倡，以及他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在今天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正如俄罗斯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说：“托尔斯泰不仅是俄罗斯人民的良知…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