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陆云红文/图
春日，午后。清华园荷清苑静谧如水，迎春花绽放簇簇鹅黄。 正在卧室看书的郑敏先生笑盈盈地走出来招呼我坐下。她看上去只有70岁的样子，完全不似已有93岁高龄。虽然满头银丝，但听力极好，谈话从容温婉。面对这样一位写了70多年诗的长者，总让人忍不住想探究：她的人生又是怎样的篇章？ “九叶派”掀起中国新诗波澜 记者：您是“九叶派”唯一健在的诗人了。“九叶”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郑敏：“九叶派”是别人把我们捏到一块儿的，是时代把我们冲到一块的。 1979年的时候，曹辛之把八位写新诗的诗人约到他在王府井的家中聚会，说服大家：诗歌百家的春天来到了，我们应当找回上世纪40年代我们发表过的新诗，出一本集子，好让年轻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诗。 为什么叫“九叶”？当时曹辛之说，“九”，是指我们九位诗人。而我们这批上世纪40年代写诗的人，当时正在接受思想改造，总不能说自己是花吧？只能当绿叶，来衬托革命的花，那就叫“九叶”吧，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 记者：你们之间交往多吗？ 郑敏：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与其中几位诗人都还不认识呢。一直到70年代末，因为曹辛之准备出版《九叶集》，才在他家和众多诗人聚过两三次，并不熟。这些人里，我一度跟陈敬容通信较多，可后来几次变故，信都不知去哪里了。 记者：“九叶诗人”大多是西南联大的吧？ 郑敏：一部分联大的，一部分是上海的。穆旦、杜运燮是我四几年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的，后来他俩都加入中国入缅远征军。袁可嘉也是西南联大的，但比我小。我只在录取名单上看到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曹辛之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办刊，王辛笛、陈敬容、唐湜、唐祈也在上海。所以曹辛之办《中国新诗》杂志，劝我在上面发表诗歌，说：“我们是起一个‘南北对流’的作用。” 记者：同为“九叶派”，你们的诗风是不是很相近？ 郑敏：九叶诗人的风格各个不一样。我的个人背景是哲学，师从过冯至。 我对穆旦的诗看得比较少，觉得很深奥。在当时他是九叶中名声最响的一个。按我的推测，可能是因为他最具有反叛精神，性格也强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一种张力吧，所以大家印象深刻。 杜运燮是新华社的，受奥登的影响最大，更接近现实主义，还在抗战时期写过《滇缅公路》等诗作，他的诗不边缘，不难懂。曹辛之是编辑，意识很敏感，对诗界很了解。陈敬容受法国抒情诗人的影响，只是后来写得较少了。 唐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诗里现实主义的成分多一些，很红色革命。唐湜的专长是评论，理论很先锋，很现代派。袁可嘉则受瑞恰兹影响最深，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艺批评当中。王辛笛的资格最老，是与卞之琳同时代的人，后来去了英国，结识了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英国诗人。 总的说来，我们的路并不一致，相同的就是背景都是上世纪40年代。说起来，就像曹辛之捏了一把茶叶，把我们撮在一块。这本《九叶集》是解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本流派诗集，封面是曹辛之做的，装帧非常漂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集，当时出来以后，很多诗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还有过这种诗。这本书，是我们的复活。 记者：“九叶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被列入中国现代10大诗歌流派之一。您认为“九叶派”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郑敏：其实我一直是个人创作，没有什么流派的概念。如果不是曹辛之，我也不会成为“九叶”中的一员，不会跟中国新诗发展相连。 现在让我站出来看，我才认识到，“九叶派”总结了二战后中国新诗的氛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征，那种“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的迷茫。从风格上讲，“九叶派”的诗歌语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用文学语言承载他们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而且“九叶派”把中国和世界搅到一块儿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带入中国，把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的诗，把后现代气氛引入中国。使得中国新诗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莱般浪漫阶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旧的文雅。中国新诗放弃掉闺秀感情，“九叶”是第一个波澜。 “冯至是我的诗歌引路人” 记者：您从小就喜爱文学？ 郑敏：我本来姓王。王家在福州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的祖父王又典是福州很有名气的词人，我母亲念过私塾，非常喜欢诗词。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攻数学。可能我更多继承了家族中文学的血统吧，我很喜欢文学，数学就一塌糊涂。 上初中的时候我就非常爱看白话文学，散文啦什么的。初一的时候有个教语文的张老师特别欣赏我的作文，可能就因为我读鲁迅、周作人作品比较多吧，能学着说点时髦的话，感觉跟新文学接得上趟。（笑） 记者：后来怎么报考了西南联大哲学系呢？ 郑敏：本来报考的是英文系，但我在注册的最后一刻忽然改了志愿，念哲学了。因为当时我觉得文学可以自己学了，而哲学一点都不懂。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这一步走对了。 也是受家庭影响吧。我在一岁半时曾经得了脑膜炎，几乎要死了。后来就被过继给我父亲一个留法时期的好友。 我的养父姓郑，养母就是我的姨妈，养母因病没有生育，我就成了郑家唯一的孩子。我是跟随养父母在河南六合沟煤矿长大的，养父最讨厌“东亚病夫”这个词，每天带我们去爬山，像放羊似的。五六岁时就带我去游泳。当时煤矿的领导层都是从欧洲回来的，非常注重让我们长成一个健康的现代人。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