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姓郑的父亲对我非常好，极端自由平等。他是一位工程师，充满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留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他很快就成了同盟会会员，以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我，总是鼓励我要以平等自尊的态度和他探讨问题。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也因此使我成长为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人。我父亲后来卖掉一座房子送我去美国念书，所以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的。 记者：联大期间，您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 郑敏：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读了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冯文炳）等人的新诗。一般的通俗爱情小说我看不上，背后有点哲学的文学作品我才喜欢。到了二年级了，学校规定哲学系学生必须修德文。我被分配到冯至老师的德文班上，迷上了冯至的诗，觉得他的诗中渗透了哲学气息。这和我以后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联系。 那时我下课后老去冯先生家傻坐，听他和他夫人，包括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讨论。我也不发言，就总是在吸收。对我来说，冯家就像图书馆、像智慧的源泉。我现在觉得自己也挺可笑的，很想知道在他们眼中的郑敏是个什么样的怪孩子。（笑）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诗作的纸本递给冯至先生，请他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他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条路很难走。”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 所以冯先生是我诗歌的引路人。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无意中走上了冯先生在《十四行集》中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 记者：那时您就出了第一本诗集？ 郑敏：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亲自编的。当时我正在美国留学。巴金对当时的青年作家非常爱护，给大家发表诗歌、编书，包括我和陈敬容的诗歌。 建立中国新诗诗学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新诗的发展？ 郑敏：新诗是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极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读众之数量与满意度，却远远比不上小说、杂文等其他当代文学品种，其中主要的问题，出在新诗的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的观念影响，以致新诗的辞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 每个民族都有口语与文学语言。古代汉语是世界上文学语言的奇迹，已经有了四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诗人，不应以为新诗是白话体，就与古汉语无关。诗人首先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赋予它当代的阐释。今天的汉语，由于长期写“我口”，词汇量降低了，尤其是诗文词汇大量流失，深深影响到新诗的内涵深度和色调的丰富，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诗歌语言的再创新。古典诗词由于不受口语的约束，辞藻是极为丰富多彩的。 诗品的高远还在于诗的境界。境界是诗的灵魂，是诗的看不见的空间，想象力是可以打开它的灵魂的居所——诗的形式的金钥匙。今天的诗人应当多读古典诗词，领悟古典诗人的精神素养、诗魂境界的超越不凡，豪迈处荡气回肠，悲愤处惊天地泣鬼神，自然也有深情温婉之时。而诗人又将这一切心灵之境界，镶嵌入诗之肉体，这一切绝非“我手写我口”所能达到的。 记者：中国新诗应该往何处去？ 郑敏：中国当代新诗往何处去，这是一个思考中的问题。依我所见，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从新诗的艺术和审美层面来说，新诗的最大任务，就是寻找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才有可能与世界的当代诗并驾齐驱。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有一种倾向，似乎以反崇高、反审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义、反主题，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等，希望达到所谓“先锋”的胜利。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诗歌需要诗人对生命真诚地揭示。真诚是诗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闹都是对诗的亵渎。 记者：您认为新诗的发展与中国当下的文化、教育、思维观等是否有着紧密联系？ 郑敏：新诗的发展与我们的文化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人文学科的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这势必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对汉字、汉语语言文化、古典诗词等的理解，也就必然阻碍新诗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得到健康的发展。 另外，现在我们大学里中文系不认外文系，外文系不管中文系。外文系完全是语言教学了，鲜有文学研究。中文系总觉得只要对中文负责就行了，没有打开国门，把自己放进世界文学中去思考，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中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新文学出现后它被忽视了，其实如果用世界的眼光挖掘古典文学，那里有着无穷的宝藏。 采访手记 唯有这片叶子 还在闪亮 郑敏是我采访过的最年长的一位采访对象，但我却时时讶异于她的那份纯真。当然，她有着这个年龄的人不可避免的特点，比如说话重复较多，隔一会就会忘记我的姓名和供职单位。但她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本真，着实让人感怀。 文学和声乐是她的最爱。她的声音悦耳动听，这得益于她1948年在纽约留学时，曾师从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朱丽雅特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泰乐先生学习声乐。谈到音乐，她兴致极高地坐到钢琴前，边弹边唱，为我展示了她的意大利发声法，并现场教学，一定要我跟着她学唱。她还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原来她的高音可以唱到3C。 她曾被诗界同仁戏称为“忧国、忧民、忧地球”，虽然年过九旬，她仍在不停地思考，关注诗坛，关注社会。毕竟年龄大了，她很少出门走动，但她总是好奇地向我打探“外面的世界”的动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采访已经进行了3个钟头，我怕打扰她赶紧起身告辞，可她仍挽留我，并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是地道的中国诗？”“你对中国文学怎么看？”“我们可以拿什么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还能产生大诗人吗？”她的问题使我顿时变身成为一个文学青年，恍回到大学时期，青涩而勇敢地在老师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