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网站论坛爆料称，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樊红伟有8个身份证。为此，人民网山西频道向山西省公安厅核实此事，该厅治安总队总队长李树田称，此事已引起山西省公安厅领导重视，公安厅纪检部门正介入调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4月23日《郑州晚报》)

　　似乎从房嫂开始，“一人多个身份证”的案例正以加速递增的步伐突破人们的某种想象。一个市级公安局长遭遇有8个身份证的举报，能否成为又一起腐败案件的缘起，或仍待观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由身份证迷局牵出，以此反思其中的腐败“密码”，必然到了须引起重视的地步。

　　事实上，关于公安局长与身份证之间的某种关联，海南省公安厅一位内部人员早已有过这样的“透露”：“没什么难的，市县公安局长、分管副局长签个字就能办理户口。”那么，一位公安局长拥有多个身份证纵使让外人大感错愕，但以真实的管理生态而论，又未免不是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既然身份证办理存在某种制度上的“洞开”，“受益”的显然就不会止于公安局长。而鉴于多个身份证的受益原则，除了技术上的差错，这其中绝大部分如房嫂事件所揭示的，恐怕都与腐败有着多重关联。此次被举报的樊红伟，就指是利用多个身份证“转移这些赃款”。以此而言，辨析“一人多证”上的“腐败信息”，未尝不是当下反腐工作一个不可忽视的切口。

　　如果说户籍信息管理上的某种监管缺失与制度漏洞，为“多个身份证”的出炉提供了源头上的便利，那么官员的多个身份证要想行瞒天过海之效，就定然还需要权力的庇护。被举报多年的樊红伟，为何恰好在此时进入公众视线，并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重视，时机上显然颇显暧昧。类似8个身份证的身份迷局能够成功上演，当事人所倚仗的绝非仅仅是身份证办理上的制度漏洞，而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庇护。这种庇护体系的存在，显然比单一的身份证信息漏洞要严重得多。

　　洞悉多个身份证背后的腐败信息就可知，要终结身份证的迷失，诚然需要相关部门对于办理程序的制度性修复，更需要从源头上堵住权力庇护的土壤，让身份证回归本义，而非权力可以上下其手的腐败工具。(朱昌俊 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