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雾霾频发的现实，很多省市都出台了详细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采取中小学校停课、公车停驶、机动车限行等应急措施。这一系列措施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雾霾对公众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

　　近日有消息称，南京重新修订完善了重污染天应急预案，提高了空气污染红色预警标准。此前，南京的预警标准一直高于国家和江苏标准，即在PM10或PM2.5分指数超过300，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完善后的预警方案，最大的变化是按照江苏全省要求，在AQI超过450时才会发布红色预警，并启动红色预警措施。

　　可以说，红色预警是雾霾天里的一道警戒线，一条底线，越过了线，就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不然生产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会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但是查阅各省市应急预案，笔者发现，不仅每个城市的预警措施不尽相同，红色预警标准也有差异。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批判“一刀切”。由于不同城市的气候、人口、经济发展、自然环境等本底因素有差异，拉响红色警报的标准不同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仔细想想，要设预警的初衷是什么?难道不是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吗?空气污染对于不同地区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能有多大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不同城市的这条底线不是统一的，难道广州制定的红色预警标准，在别的城市就对人没有损害了吗?而对于个别省市随意改变预警标准，就更难揣测地方政府的用意了。

　　雾霾引起的停课、停产会给当地的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甚至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各地政府发出红色预警将会承担较大成本和阻力，但为了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就人为地把这条红色警戒线提高，未免就有些不够严肃了。究竟这些标准因何而定，它的科学性何在，在制定预警标准、修改应急预案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又有没有对雾霾影响人体健康的程度进行科学评估?如果当初设定预警标准是以人为本的表现，那么这一标准现在可以人为随机改变，又是基于哪项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不得而知。

　　这让人不禁想到北京，连续7天橙色预警，离采取停课、停产措施的红色预警总是差之毫厘。据相关部门介绍，他们是根据空气质量预测预报来判定是否启动红色预警的，只有预计会出现连续3天严重污染时，才能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天气预报尚且只能保证70%的准确率，而如今雾霾的预报预警尚存在采集数据难、涉及环节诸多瓶颈，如此一来，究竟何时预警、是否要预警，都存在较多人为操控的空间。

　　笔者以为，在公众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天平上，应急预案的制定永远应向前者倾斜。只有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正视雾霾，也只有采取科学、理性的态度，才能治好雾霾。　　李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