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娜·阿伦特出生于德国，在1933年为逃避希勒特对犹太人的迫害，离开故土，曾作为无国籍者漂泊在异国他乡多年，最终她到达美国，在那里得以度过她生命的后来时光。她是20世纪声名卓著的政治思想家，因为她是女性，也更加引人注目。 她的成名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她参与纳粹战犯审判而撰写的长篇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过，哲学家们更喜欢她的《人的境况》。两年前，德国人拍摄了纪实性电影《阿伦特》，纪念她不凡的人生，向阿伦特致敬。这种“待遇”在政治思想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今天的中国，对阿伦特的兴趣与日俱增。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阅读领域，阿伦特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据说阿伦特最初是作为海德格尔的情人被介绍给中国学人的。其实，阿伦特的爱情故事，并不比其他人的初恋更精彩。一方面，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马堡大学三十来岁的已婚教师海德格尔“激情思考”的魅力所折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青年阿伦特的才思迷倒了海德格尔。这段注定无果的恋情持续了不到一年，阿伦特在无限的惆怅中决定放手，转学至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阿伦特多半已不再是浪漫师生恋中的大一女生，而是一位具有极大勇气和一流心智的政治思想家。 阿伦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相连。然而，因为她的著作涉及对苏联体制的严厉检讨，她的著作的译介就不免姗姗来迟。就在十年前，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只有台湾有中译本。阿伦特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一个思想者只有在 生命终结之时才停止思考 阿伦特的著作，阅读起来不无难度。她的著作，很有些独特的地方。 首先，阿伦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区分和辨析。概念区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现象。无论是阿伦特的时代还是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概念的混用，这种混用与强权相结合，就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是这种混用的写照。奥威尔还提到极权社会里热衷于不断制造“新话”(新的词语)。“新话”让人远离了现实，让人沉浸在迷醉状态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伦特特别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阿伦特认为，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过去来比附新出现的事物，无视新现象真正的本质。比如说人们在暴政、僭主制的意义上去看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而阿伦特则用“极权主义”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有着相同本质、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 第三，阿伦特注重对政治经验的深度体悟。阿伦特反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它们用抽象干瘪的数据、图表拉开了人们与现实政治经验的距离，让学者成了冷血动物。统计数字中的死亡人数，不如眼前的一具尸体对人有震撼力。以社会科学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希特勒与英雄人物发挥着相同的统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质，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间也没有独特性可言。 最后，阿伦特的著作是不成体系的，往往不导向明确的结论。阿伦特曾经说：“如果我的记忆力足够好，我一个字都不会写。”她非常推崇苏格拉底，她自称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开过程的记录，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方法，阿伦特称之为理解。阿伦特经常提到一个比喻，名为珀涅罗珀之网(a Penelope’s web)，意为一个人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网拆开重新编织。思想活动正是如此，思想不是设计好了的有着明确起点与终点的连续剧。阿伦特在她的《精神生活》的卷首语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述什么是思考。思考不会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个思想者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之时他才停止思考。 在劳动动物充斥的现代世界， 她提醒人们关注行动 行动是实践生活中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阿伦特将行动同劳动和制作区分。“制作”是古希腊的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手工业活动。劳动、制作、行动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在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劳动要不违农时。制作的特点是人按照目标或蓝图去创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张桌子，便是制作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人不是被动的，但他只是部分地获得了自由，其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制作活动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腊的工匠，劳动的典型是种地的农民。 行动则另有千秋。阿伦特著作中的行动概念，前后并不统一。有时指开启新局面、不可预先知道的举动，例如英雄壮举，有时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个意义上，行动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相联系。参与广场上政治活动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劳动那样受自然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像制作活动受目的和手段逻辑的支配。 很多政治理论犯的错误，便是按照制作的逻辑去描述政治活动，以为从政就是要按图纸创造一个理想国度。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柏拉图批评匠人营国，实际上他就是按照制作的逻辑来谈政治，他的思维正是匠人思维。在柏拉图那里，芸芸众生就是原材料，制作一个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干画布。这就是制作者的逻辑。柏拉图批评行动，看不起公民之间意见的交换。柏拉图主张，意见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无意义的，业余的，经不起推敲的，没有知识含量的，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走出，从“洞穴”中走出，时刻盯着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讨论，没有公民大会，真理让讨论变得多余。柏拉图是城邦的敌人，阿伦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原型，现代人失去了这种生活。阿伦特讲的行动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动，人是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动物，人应当被允许到公共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需要被他人听到。阿伦特说：“政治生活中，没有真理，只有意见。”政治生活源于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那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多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