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娟，一个原本在家乡黑龙江依兰县做山货生意的普通商人，2008年在广西南宁加入传销组织，2010年脱离组织“单飞”到安徽合肥“创业”。不到3年间，其领导的传销网络急速膨胀，下线达几十个层级，网罗下线近万人，非法敛财2.4亿元，成为“行业中的神话”。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作为安徽省近期查办的传销大案中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王丽娟案集中体现了传销组织活动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向。打着“国家项目”旗号，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人员结构日趋复杂，年轻化知识化特点明显、利用社交网络等组织聚集……这种“经济邪教”不断升级变种，已经成为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毒瘤。

　　然而，由于目前打击传销体制不顺、定罪处罚门槛较高、社会综合管理跟不上等原因，打击传销深陷“打而不绝、严打弱罚”的尴尬，助长了传销组织的气焰。受访人士呼吁要加快调整法律适用条文，理顺打传机制，加强跨区域多部门联动，打防结合综合治理，遏制传销毒瘤蔓延。

　　传销群体年轻化高知化

　　据合肥市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目前涉传人员中约70%左右为20岁至40岁的年轻人，“80后、90后”日益成为主力军。传销人员中不仅有中小企业主、公务人员、学者、教授，甚至还有部分退休干部。

　　地处中部地区的安徽省合肥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城市扩张较快，成为传销人员热衷聚集的主要城市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解到，近年来该市不断加大对传销的打击力度，仅今年以来，全市就抓获涉嫌传销人员400余人，行政拘留200多人，立案100多件。尽管如此，传销活动依然屡禁不绝。

　　合肥市打击传销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打传办)的负责人从事打击传销工作十多年，在他看来，现在传销人员群体庞大，来自五湖四海，成分极其复杂。合肥打传办曾做过一个粗略统计，全市范围内涉嫌传销的住户约有8000余户，按照1：2的保守估计，传销人员达上万人，实际可能更多。

　　合肥市打传办的统计显示，目前涉传人员中约70%左右为20岁至40岁的年轻人，其中“80后、90后”日益成为主力军，最年轻的传销人员出生于1995年。

　　“现在传销人员中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思想相对偏激，陷入传销后，总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一般很难劝返。一旦发财梦碎血本无归，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合肥市包河区政法委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与过去传销多是无业人员，生活在底层，收入较低不同，现在传销人员成分复杂，其中不乏一些高知人才。据合肥市打传办和警方提供的信息，传销人员中不仅有中小企业主、公务人员、学者教授，甚至还有部分退休干部。涉传人员来自全国几乎所有省份，甚至包括来自台湾地区的传销人员。《合肥市涉传人员来源地信息统计表》显示，合肥传销人员来源最多的省份是福建和江西，其次是湖北、江苏、湖南、河南等地。

　　打“国家项目”旗号进行“拜金洗脑”

　　与过去实物传销、人人喊打的“老鼠会”不同，如今传销活动不断变种，往往披上“资本运作”等时髦外衣，或者打着“国家项目”旗号进行“拜金洗脑”，蛊惑性极强。

　　据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办案人员介绍，王丽娟之所以能够吸引近万人“入伙”，靠的是“国家项目”的包装和煽动“畸形拜金”。王丽娟的传销项目名为“资本运作”，又称“连锁经营”，只要一次投资3800元到69800元，发展3名下线，一年后便可得到380万元至1040万元的回报。

　　她号称这一项目是国家“暗中支持”的合法项目，“投资”都用于国家建设，并通过宣传图册和现场考察等方式，把合肥滨湖新区、政务区等新城区的建设项目都谎称为传销投资建设的项目。“投入一年精力，省下几十年奋斗。“我们是没有围墙的黄埔军校，加入就是老板。”“超高回报率”加上王丽娟极具针对性的“成功学”煽动诱惑，很多人“不劳而获”、“一年暴富”的畸形发财欲望被勾起，加入组织后又被培训成传销骨干，使下线迅速扩张。

　　为了强化精神控制，传销组织宣扬自己是精英团队，传销头目往往把自己包装成经济、社会地位崇高的成功人士，平日住别墅、开豪车，并要求组织骨干效仿，即使还没骗到多少“下线费”，也要按揭买奔驰车，给底层下线树立“愿景、榜样”。“造梦”同时，组织内部还有一整套教育、培训方案，定期上课学习营销学、成功学、心理学，定期组织交流讨论，并要求行业人员互助自律。这些看起来“积极向上”的东西更有迷惑性。

　　组织严密煽动性强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传销组织还表现出管理精细化、组织专业化的“进化趋势”。王丽娟传销案就具有该特点。据办案人员介绍，早在2009年“创业”不久，高中学历的王丽娟就感觉“组织发展太快，自己能力跟不上”，于是“在职”攻读清华大学EM BA。

　　运用现代管理知识，王丽娟打造的传销体系更加严密，手段更为隐蔽。据调查，在王丽娟之下，设有人事总裁、教育总监、自律总监、申购总监、产品总监，往下各层级也有相应岗位，组织统一服装、统一手机号码段，从拉人、洗脑、收钱、培训、考核到奖惩，形成一个目标明确的完整控制体系。

　　在多年的逃避打击过程中，传销组织还发展出一套“风险控制体系”：本地人“不好控制、容易出事”，本省户籍的一个不要，“跨省聚集传销”降低风险;底层下线不经允许不能请假外出、聚餐，相互不串连，不得与本地人发生矛盾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传销组织体系十分严密，利用微信、Q Q等社交工具“虚拟抱团”，组织动员能力极强。一些基层打传干部和公安干警认为，目前传销已经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是蔓延发展成为了社会问题。

　　据合肥市打传办的统计，自2010年以来，合肥市每年都会发生多起传销人员聚集对抗政府打击的群体事件。起初，传销人员与政府执法人员对抗还只限于简单的辱骂和个别肢体冲突，但后来暴力对抗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发展到殴打政府执法人员。利用微信等社交圈，传销人员快速动员能力极强，有时短短几分钟就能聚集上百人，对抗政府的底气越来越足。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