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考消息7月8日报道 【《日本时报》网站6月29日文章】题：新保守主义不知羞耻(作者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拉梅什·塔库尔)

　　无情而高效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对于有人将此归咎于2003年伊拉克遭英美等国入侵的说法，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突然站出来予以否认。在布莱尔的平行宇宙里，错不在此，而在于外界去年没有介入叙利亚事务把巴沙尔·阿萨德总统赶下台。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结论是，布莱尔不愿面对现实，最终变得“精神错乱了”。他说，布莱尔的“言论让人惊掉下巴，与现实差之千里，他肯定需要专业精神病医师的帮助”。

　　两年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愿意与布莱尔共同出席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个研讨会，是因为他想起了美英入侵伊拉克一事“毫无道德可言”。

　　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托尼·布莱尔和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三人一起将美英澳三国拖入一场旨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有选择战争。他们不顾普通民众、精英和全球舆论的强烈反对，坚持自己的判断胜过一切，坚称他们将对历史负责。好吧，历史似乎作出了判决，它给出的报应就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这支伊斯兰武装通过战斗、虐待和杀戮横扫伊拉克大片地区，占领了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和其他几座城市。

　　资深中东问题记者拉米·扈利指出：“在处理涉及一个中东强国的问题上，全球强国——主要是西方列强——毫无责任或克制可言。为了达到自己设立的目标，它们随即采取了从制裁到战争再到改朝换代的各种行动。”

　　扈利接着说，当局势恶化之际，这些强国就宣称自己的本意是好的，当时是在用手头掌握的情报做出最佳决策。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公众意见似乎得出了下述结论，即伊拉克战争是当代最大的外交政策失误之一。把莎士比亚作品《尤利乌斯·凯撒》中马克·安东尼的台词改一改，我们可以说：联军可能的善举与死于伊拉克战争之人同葬地下不为人知;联军之罪恶将被长期钉在耻辱柱上为人唾弃。

　　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在美国“更善于听从那些一直正确的人——而不是不靠谱的人——的意见之前，我们将重犯类似错误，收获相同的苦果”。新保守派对于“犯下的重大错误”仍然毫不感到羞愧，而且“对其一再失败的政策所造成的人间悲剧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萨达姆政权是中东地区国家中世俗化程度最高的。他的铁腕统治虽然残暴，但在维持稳定方面颇为有效。推翻萨达姆政权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削减了世俗主义者的政治空间，促使“零和”宗教认同理念得以巩固。这种理念反过来引发了越来越残酷无情的宗派斗争，而陷入恶性循环的宗派斗争又加深了宗派之间的仇恨。

　　随着努里·马利基逐步将逊尼派从政府组织和机构中清理出去或使其边缘化，仇恨和杀戮之毒已经深入伊拉克的肌体，并迅速波及伊拉克的邻国。到现在，由于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不和日渐严重，这种毒素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区域。

　　动武不仅失去民心，也造成局势动荡。美国面临着范围广泛的选择，从无为而治(理由是伊拉克问题不再涉及美国自身利益)到再次全面军事介入伊拉克问题等等。在美国决策圈和政论圈里，无为而治将得到一定的支持;除了极少数没得到任何教训而又健忘的好战者之外，军事介入得不到其他任何人的拥护。

　　与此同时，当前伊拉克危机也证实下述问题的紧迫性，即在民主国家参战前，立法机构的同意不能再是一个附加选项，而要变成一项拥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规定。发动战争是最重大的对外决策。总统也好，首相、总理也罢，他们都不应该有机会根据个人判断或一时兴起来决定开战，而小布什、布莱尔和霍华德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恰恰属于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