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参考消息》1月22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1月17日文章】题：不平等问题(作者戴维·布鲁克斯)

　　突然之间，全世界都在讨论不平等问题。但就在这场争论进行的时候，一种情况逐渐显现：大家好像存在误解。有关收入不平等的争论与其说是澄清问题不如说是混淆问题，而且把我们引入无益的方向。

　　首先，把问题界定为收入不平等是把彼此没有多大关系的问题揉在一起。我们所说的“不平等”由两类不同的问题造成。

　　在最顶端，5%的工薪族越来越富。这与华尔街荒谬的薪酬制度、同型配对(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联姻，把优势传给子女)和超级明星效应(互联网经济中，各个行业的几个超级明星就能在全球范围获益)有关。

　　在最底下，越来越多的人在边缘挣扎，一代又一代，毫无起色。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高辍学率、低技术工作的消失和家庭结构的解体等等。

　　如果你有原始的零和思维，那么，你就会认为富人越来越富一定是因为穷人原地不动。但事实上这两套问题并不相同，把它们混在一起称作“不平等”于事无补。

　　其次，这导致无效的政策反应。如果你认为问题在于“收入不平等”，那么，反应自然是在底层增加收入，提高最低工资。

　　但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不是帮助穷人的有效途径。州立圣迭戈大学的约瑟夫·萨比亚和康奈尔大学的理查德·伯克豪泽研究了2003-2007年间提高最低工资产生的作用。像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样，他们发现，没有迹象显示这对降低贫困率有任何效果。

　　原因在于，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未针对适当的人群。这类提高影响到的工薪族当中只有11%来自贫困家庭，而近三分之二是收入为贫困线两倍或两倍以上家庭里的次要收入者或第三收入者。

　　穷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工资太低，而是他们没有全职工作或者根本就不工作。提高最低工资是得人心的政策，但效果不佳。

　　第三，收入不平等这种表达促使我们把复杂的文化、社会、行为和经济问题简化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问题。

　　在单身妈妈和社会流动性低之间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在高辍学率与低流动性之间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在去工业化与低社会流动性之间有很强的对应关系。此外，确实也有很多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从事的行为有损于他们的长远“钱途”，这种情况远甚于同等的女性。

　　低收入是这些彼此相关的问题导致的结果，但低收入本身不是问题。把它称作问题是混淆了原因与结果，是给自己一个借口避免去探究复杂的、充满道德因素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它也使你有理由忽视那些棘手但其实难以避免的问题的核心。

　　第四，收入不平等的表述不必要地使争论两极化。人们渐渐达成一种共识：政府应当采取更多行动帮助不那么富裕的人提高社会流动性。就连保守的共和党人也支持这种观点。收入不平等的说法给这场讨论引入阶级对立。

　　民主党人常常把低工资视为人力资本问题，也把它视为经济力量不平等导致的问题。共和党人则往往只把它看作人力资本问题。如果要通过两党支持的法律，我们就必须从存在某些共识的人力资本这一块开始，而不是从毫无共识的阶级对立开始。

　　有些左派一直在试图引入更具阶级意识的政治纲领。这些努力始终没有成功。当我们都聚焦于机会和流动性而不是不平等、聚焦于个人和家庭的梦想而不是阶级意识时，美国总是更加繁荣，自由派别也总是更占上风。

　　如果我们要发动一场政策革命，我们应当聚焦真正的明确的问题：糟糕的学校，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家庭破碎，缺乏调停机构的社区。我们不应当聚焦于次要问题和统计学上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