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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氏“庄园”的兴衰与历史的荒诞

时间:2013-06-10 08:07来源:人民网 作者:封秋昌
《庄园秘史》是贾兴安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写成的长篇小说。全书由引子和二十二个章节组成。引子 对田氏庄园的兴衰史及其主要人物进行概述;后面的二十二章又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写主人公田家辉与郭小兰因爱情而逃离原籍来到蝎子沟村;第

 

 

《庄园秘史》是贾兴安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写成的长篇小说。全书由“引子”和二十二个章节组成。“引子” 对“田氏庄园”的兴衰史及其主要人物进行概述;后面的二十二章又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写主人公田家辉与郭小兰因爱情而逃离原籍来到蝎子沟村;第四章至第十三章写田氏庄园的兴建过程及其家事;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二章写田氏庄园的衰败和田家辉的猝死。时间跨度从1913年前后到1969年,长达五十六年。此间,历经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和抗日战争;解放后的土改、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段。由此可以看出,田家辉的一生都生活在“乱世”之中,抗日战争前,外面的世道很乱,但蝎子沟村却能团结一致,可谓外乱内不乱,主要是“外患”;而从土改、大炼钢铁到文化大革命,则主要是“内乱”。田家辉和他的田氏庄园,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最终以悲剧而告终。内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那么,悲剧缘何而来呢?《庄园秘史》从政治和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悲剧的根源在于世道的“荒诞”以及它的危害性;而造成荒诞的根源则是脱离实际,以及对具体事务不作具体分析的极左思维。何谓“荒诞”?所谓荒诞就是违背常情常理的非理性,或者说,极其地不合乎情理就是荒诞。我们从田氏庄园的兴与衰的沧桑变化中感到,外患不足惧,而真正可怕的,是内乱造成的“荒诞”和它的危害性。

“荒诞”的危害性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两点:一是它的颠覆性;二是它的破坏性。荒诞的颠覆性在于它颠倒了是非,颠倒了好坏,颠倒了善恶美丑。贾兴安所写的田家辉,虽然是蝎子沟镇首屈一指的大地主,他拥有规模宏大的田氏庄园,但他却是靠着一条扁担卖豆腐起家,他修路建桥和兴建田氏庄园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蝎子沟村的人度过灾荒之年;他有一妻三妾,但他的纳妾不是欺男霸女,实际上是收留了走投无路的三个女人;他拥有自己的武装,但不是为了欺压民众,而是为了抗日以保护村镇和百姓的安危;他当过伪保长和国民党的镇长,但他同时也为八路军种了六年药材,护送过秦基伟等首长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解放县城时,他也帮过忙出过力;土改和文革时期,把田氏庄园当作田家辉的罪证,然而在实际上,正是庄园的兴建,才使得蝎子沟从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地,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商贾云集的蝎子沟镇,使得原来穷得连土匪都不光顾的蝎子沟,到土改时出现了穷人占极少数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说,田家辉对这一带的经济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田家辉几十年如一日,牢记父亲的话,恪守这这样的做人准则:“做人,要敬天地,忠社稷,孝父母,和夫妻,友兄弟,信朋友,笃亲族,睦乡邻,施穷人,救危困”,并且,他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又让他的孙子田承豪坚持这样的做人准则,并说:“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要能做到这些,就过得坦然、踏实。”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在土改时,只因为他是首富,不问青红皂白硬要把它按恶霸地主来斗争;相反,像高承山这样一个见了男人就骂,见了女人就搂的骗子、诬赖、二流子,县里却指定让他当村支书。为什么呢?就因为高承山是当时村里唯一的党员,并且是伤残军人,却不问他这个党员和荣军是如何混来的。这样的人,居然堂而皇之地变成了蝎子沟的当家人。这是何等地荒诞啊!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功与过在这里统统被颠倒了。

荒诞的颠覆性必然导致其破坏性。首先是破坏了人们共同遵守的处世准则,从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文革时期,为了搞阶级教育展览馆,极力挖掘田家辉的罪状,把当年李贵山出于同情心送给田家辉的一升棒子面,一块孩子尿布,一把粉条,说成是田家辉的剥削,而当年田家辉穷得在蝎子沟还没有立锥之地。其次,破坏了文化遗产。为了从地下寻找田家辉埋藏的罪证,把田氏庄园的院落、树木弄得满目疮痍,田家辉正是看到这种惨象,才喊着“不要毁我的家”而猝死的。再次,破坏了生态环境。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和放高产卫星,更是荒诞绝伦,它的特点是违背自然规律和科学,把主观幻想当成现实。为了烧火炼铁,在山上刨树挖坑,使得好端端的青山绿水被破坏殆尽,结果造成了1959年的洪水泛滥,让田家辉当年带领蝎子沟人开垦出的粮田毁于一旦。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言而喻。

由此看来,《庄园秘史》的写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猎奇和揭秘,贾兴安力图摈弃偏狭的“阶级论”,从而站在人的角度,对历史的荒诞性进行反思,正是这部小说的特点。

但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我以为主要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作品的反思还只是政治和社会学层面的反思,而缺乏人性的深度。我们知道,人性具有善恶并存的两面性,而人的善恶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以及具体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全民疯狂和非理性的生存环境,它所诱发和调动出来的,是人性中的恶,并且把这种恶发挥到了极致。遗憾的是,作品对当时普遍存在着的人性之恶,几乎没有触及。相反,在作者笔下的蝎子沟镇,仍以整体的善来对抗着时代之恶。或许,这就是当时蝎子沟的真实情况,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我以为它的真实性不能满足于真人真事层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出具有时代重要特征的“真实”。

(编辑: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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