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1980年，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特来华专访梁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先生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特点及代表人物，回顾了一生重要的活动，也回忆评论了同时代的诸多政治文化名人，蒋介石便是其中一位。

　　梁漱溟早年没见过蒋介石，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里，他说蒋介石跟袁世凯差不多，是军阀，是比较成功的军阀。据梁先生回忆，他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是到南京参加第二届内政会议时，一见面印象就不好。怎么样不好呢，“就是他虚假”。

　　谈话的时候，他手里拿着笔和本，梁漱溟谈到一位在江北做救灾工作的朋友，“他就说：‘哦？很好，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他把那个本子、笔递给我，‘你写下来’。我当然给他写下来了。他这个人就看出来有一种虚假，虚假就是‘谦恭下士’，很谦恭的样子，你的话我很注意，（笑）你说那个人名，你写给我看。自己拿着本子、自己拿着笔，好像听不清楚，你再写一下，其实他另外有个秘书啊，坐得稍微远一点，也记了，不一定他再记。大体上说这是头一次见面，头一次见面就是我感觉他虚假。”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第一印象不好，以后又有若干接触。在与艾恺交谈中，梁漱溟对蒋多是负面的评论：

　　“笨是不笨，如果说笨呢，他就是太自私。”

　　“他不信任人，从来说话都不算数。”

　　“他自己以为这样最得计，其实是弄得众叛亲离。”

　　“他在和谈上采取的方针、策略，就是他多占一分便宜就多占一分便宜。有一次，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让步了，让步了以为可以满足他了，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又让步了，还有一点，就是这样。他就是老是逼人……”

　　基于上面的种种观察，便有了下面带总结性的对话。

　　艾：“您觉得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已经谈到了他，尤其在抗战以后啊，实在不行，不过就是说他的整个事业了，会不会对中国有什么贡献？”

　　梁：“他最大的贡献哪，（笑）最大的贡献是给机会让共产党……他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艾笑）。如果他这个人还有一点信用，人格还好一点，共产党打不过他啊。所以他最大的贡献（笑），就是造成共产党的成功（艾笑）。”（同上）

　　这可谓是有浓厚嘲讽意味的评论。作为国共之外第三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积极参与了那一段政治，他的话对后人分析总结历史、研究蒋介石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历史学家可以循此有更细致系统的研究，进一步展开或是订正。

　　大致在那个时期，冯友兰有机会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蒋介石的反应和后来的行动可以对上面的评论给予一定佐证。

　　1943年秋季的一天，蒋梦麟邀请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党员教授，到他家里座谈。谈话的内容，是国内形势。蒋梦麟说，陈雪屏就要到重庆去，当局必定问他联大的情况，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谈出来，托陈雪屏带去。大家同意，以联大区党部的名义，给蒋介石写封信，表示一点意见。大家推举冯友兰起草信稿。过了几天，讨论信稿。信的大概意思是说，照国内的形势看，人心所向似乎不在国民党，要收拾人心，必须开放政权，实行立宪；清朝末年，清室不肯立宪，使国民党革命得以成功，可为殷鉴。这个信稿通过了，交给陈雪屏。又过了几天，区党部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回信，说他很注意联大区党部的意见，并且说现在形势虽然危急，但有像联大的这些党员，相信可以转危为安。“蒋介石也说是要立宪，可是他所说的立宪，并不是我们原信中所说的立宪。在联大大部分的教授中，包括我在内，所说的立宪，是真立宪，真民主。当时我想，要立宪就要实行真正的选举。如果国民党不能得到多数票，只能怨它在二十年的执政中没有把国家办好，那就得把政权让出来，交给得到多数票的党派。可是蒋介石所说的立宪，是假立宪，是借立宪之名，以巩固他的地位。他所要的选举，是以选举的形式使国民党的专政显得合法。在抗日胜利以后，他果然照着他的意图实行‘立宪’，假的就是假的，它是不能解决真问题的。”（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

　　这不免让人叹息人心的复杂难测，听了真话且说着要去做，但大方向是否一致，能否真正实行，仍然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