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对于偶像/神的需求，依旧不能填满我们内心实在的“匮乏”。在王广义看来，这源于这个社会的偶像/神的自身的匮乏，“这是个去神化的时代”;“我们所处在的文明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是消灭极度才华的人，因为极度才华是和疯狂连在一起的”。因此“我把胶片时代赋予宗教感，尤其是底片，它符合人类古老的想法，同时也隐含了我向胶片时代致敬的态度”。

　　思考第一，风格第二

　　记者 ：2012年，你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个人回顾展，那么这一次展览，对你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

　　王：这些作品都是第一次集中展出。一些朋友知道我最近创作了一批大尺幅的绘画，有的在我工作室看过。所以，能够呈现给大家，我也高兴。泉空间的空间非常好。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对仪式感很有兴趣，展览的时候，空间又提供了这种仪式的感觉。

　　记者 ：你之前一直跟美术馆这样的机构合作，为什么这次选择了画廊?

　　王：艺术家的作品，有两个主要的展出场地，一个是画廊，还有一个就是美术馆。泉空间的空间特别好，再加上泉空间的想法，也就是他们严肃的学术态度是我很欣赏的。

　　记者 ：从2012年至今，在这两年的创作中，你思考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王：思考的问题，正像展览题目所说的那样，“偶像的底片”。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受到“底片”的影响。在胶片时代，底片在暗房里重洗，底片被放大，也可以被缩小，这特别类似“偶像”对我们的影响。

　　记者 ：曾经有人提出，你之前创作的《人民战争》系列作品，其风格有点像照相的负片——也就是今天的“底片”，他认为在图像和观念上都偏于简单，而且与消费社会的大背景关系不大，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那么，你现在集中呈现这一风格是出于思考还是为“风格”?

　　王：我认为思考更准确。 对艺术家而言，风格永远是第二位的，呈现思想是最重要的，因为呈现思想的同时，风格就自然出来了。也就说，风格不是艺术家的主导的东西。

　　偶像的力量制约“无用的热情”

　　记者 ：记得在1987年，你创作了一幅名为《红色理性——偶像的修正》的作品，相比，当初和现在对“偶像”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

　　王：那时候，我跟你差不多年轻，觉得作为艺术家，我可以做很多事情，甚至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以——像题目所说的那样——修正偶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再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再用这些很庞大的词汇，而是会选择中性的词，比如“偶像的底片”。 然而，“偶像的修正”是有态度的，有种欲望的东西在里面。偶像的影响，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没有办法去修正它。但这也和年龄的增长有关系，我更理解到，有一种东西是我们不可控的，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用一个词：怀疑。艺术家在人群中做一个怀疑者的存在，或者说，艺术家应该在作品中呈现一种怀疑的精神，而不是一个确定的问题，比如“我不认同什么”或“我反对什么”之类的。

　　记者 ：在内容上，相比于你之前创作的“波普”类作品所具有的“口号式”张力，最近创作的绘画中则出现了一些富有情境的内在结构。

　　王：具体的这些，我自己倒没有清晰地、刻意地去这样或那样创作，但是你提出来我才发现确实如此，在我最近的创作中多了一些情境式对话的感觉。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太强调个人主体的力量。现在，可能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觉得，个人主体的力量的夸大化是一种妄想。而在情境的对话中产生的怀疑感和不确定，可能更接近我们所说的本质。或者说，原来是一种分离的，现在我融入进来了，这是我的一个变化。

　　记者 ：通过画笔你描绘了这些“偶像”，那么你内心有偶像吗?

　　王：我内心没有具体的偶像，但是我内心有恐惧感;同时我也认为，恐惧感是所有信仰和偶像的根源。一个没有恐惧感的人，他不可能有偶像，也不可能有信仰，也不可能有宗教感，所以我觉得，人有恐惧感很重要。所以我更希望，我的这个展览，让观者有恐惧感，或者能够唤起他曾经有过的恐惧感。这个是很重要的。人一旦有了恐惧感、有了敬畏之心——这些其实都是准宗教的表达，让所有人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其实这是好事情;如果没有恐惧感、没有了敬畏之心，那么人类物种是非常可怕的，会认为什么都能征服。事实上，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卑微的，并不能实质性改变什么，用萨特的话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这“一堆无用的热情”，如果没有恐惧感、敬畏之心来制约的话，人就会变得极其可怕。在这一点上，偶像的力量却能制约“无用的热情”的膨胀。

　　记者 ：除了创作，平时也有写作的习惯吗?

　　王：年轻时有，但后来基本没有，至少说，近十年我不写东西了，绝大多数关于我的言论，都是访谈形式留下来的。明年初，会有一本《1984-2014——王广义访谈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