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是著名作家巴金110周年诞辰。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难得的高产作家，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开放之后，都有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金诞辰110周年，各地举行了诸多纪念活动，有评论家说，对巴金最好的纪念，就是读他的作品。110年前的中国，已经截然不同，如今，重读巴金，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巴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在现代文学时代，已经开放之后的时代，都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印象。他并非是一个文学艺术非常高超的作家，但却是一个有超常的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的作家。他的影响力，更多在于思想界，在于对中国人思想、精神、道德的思考和探求。而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精神、道德、思想的滑坡仍旧没有解决，这是巴金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和重视的东西”。

　　百年巴金，也是百年中国文学史变迁的历程，一个作家的一生，同时也是文学史演变的映照。李兆忠说：“真诚永远值得尊敬，巴金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样的，也是令人伤感的。”

　　真诚值得尊敬

　　北京晨报：今年是巴金诞辰110周年，重读巴金，他的一生、他的作品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李兆忠：巴金是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不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作品，留给我们的启示，既是多样的，有时候也是令人伤感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良心，一方面也要在艺术上不断地追求。他是一个真诚的文学家，他一生坚持说真话，写真话，不论在客观上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都是永远值得尊敬的。

　　北京晨报：真诚，看似简单，却真正艰难的事情。

　　李兆忠：巴金是一个有道德激情和道德勇气的作家，他能够把真话说出来，并且引起人们的警觉，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具有超常的人格气质，因此，直到今天，依旧让我们为他而感动，这种感动来自于他的气质，他的坚持，以及最终理想尚未实现的伤感。

　　从《家》、《春》、《秋》到《寒夜》，到《随想录》，不论是早年的巴金，还是晚年的巴金，都曾经写下铭刻在历史中的名篇。

　　李兆忠说：“巴金的成就，和那个时代有关。巴金本人十分谦虚，一再否认他是个文学艺术家。而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影响着一个作家创作的，远远不仅是文学本身。”

　　现代文学中的巴金

　　北京晨报：为什么说巴金是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

　　李兆忠：巴金的重要，在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现代文学时期。文学界有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巴金是继鲁迅之后影响力最大的作家，甚至在某些时候，他对于年轻人，特别是城市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无人能比，超过鲁迅。他的作品发行量极大，同时也是一位高产作家。有的作家把文学当做艺术，这样的作家不可能高产，因为创作本身要受到艺术规律的制约，不可能艺术灵感永远伴随左右。巴金是特殊的，因为有一种东西抓住了他，使得他总是处在创作的激情中，不吐不快。

　　北京晨报：是什么东西推动着他的创作?

　　李兆忠：这种东西不是艺术灵感，而是道德激情，他自己也曾表示，不是为了艺术而写作。巴金具有超常的人格气质，他丰沛的道德激情与精神焦虑必须随时通过写作得到释放。在那个环境中，苦难的时代、苦难的人们在追着他，迫使他不断地写作、呐喊。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巴金恰逢其时，特殊的历史时代使他的人格发挥了出来。

　　真诚的文学家

　　北京晨报：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李兆忠：是开放以后。事实上，解放后，绝大多数老作家被时代所淘汰，他们的艺术情趣、话语方式和新时代格格不入，因此大多数人放弃了写作。留下来的唯有巴金、老舍。但是再次发挥出光芒，是开放以后的《随想录》。巴金是一个真诚的文学家，他一直在反思过去的历史，提出要讲真话。“讲真话”这个命题，看起来很简单，根本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命题，是文学创作的底线。但事实上，就这个底线，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在中国却成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也是一个令人悲凉的事情。

　　北京晨报：为什么对于文学来说，要特别提出真诚的底线呢?

　　李兆忠：严格来说，真诚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但却也是文学的问题，因为文学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他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社会失去了真的底线，文学也难以幸免。当文过饰非、满口谎言的行为司空见惯，就非常可怕。所以，巴金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在文学界，更重要在思想界，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正在于中国人在思想上、道德上、精神上的滑坡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个道德世界中的人

　　北京晨报：为什么巴金会有这样超常的道德激情和勇气?

　　李兆忠：巴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他出生和成长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又有着自己坚强的理想，很多时候生活在自己的道德世界中，同时在思想和文学领域，受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论里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进步观的熏陶，是一个早熟的“世界公民”，一个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些因素的互相激荡，决定了巴金的敏感与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与人类的苦难相关的现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正义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对民族性、国民性、地域文化之类关注不多。他曾经在日本住过三个月，回来后写过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的全知全能的分析批判。后来有学者发现，他在小说中对于主人公的描述和认识，是有误差的，这种误差正是来自于他本身的思想和价值判断。

　　北京晨报：对于人性、自由、人道、平等、博爱、正义的向往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会因此产生描述的误差?

　　李兆忠：问题在于，这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有时候就难免有失公允。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