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在文学的路上

　　——在首届张爱玲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李迎兵

（附2）

　　很多年前，我一个人从外省跑到北京的第一站是北师大。其次，鲁迅文学院就是我的第二站了。某种意义上讲，是她们庇护了那时不谙世事的我。我总是不合时宜地随着高亢激越的背景音乐起舞。这个习惯来自童年记忆的馈赠。我小时候喜欢看那些打仗的老电影，尤其英雄人物在雄壮的背景音乐中英勇献身，让我热泪盈眶。我在北京回望童年来时的路，就会觉得与文学之间总有某种冥冥之中命定的东西在牵扯着，使得我一个人一直跌跌撞撞地前行着，连续写了《温柔地带》《美人归》《狼密码》等，这都是现实奔跑中给予的神奇力量。很多年后的今天，以《雨中的奔跑》获得张爱玲文学奖之前，我其实在人生戏剧中的角色，依然不堪，但我不自卑，岁月多了沧桑，我在文学中没有收获了物质财富，却是意外地获得了更多的做人尊严。

　　我在《雨中的奔跑》后记里感谢了身边的很多人，总是像一个新的学徒一样诚惶诚恐，对每一个道行很深的师傅充满敬畏。一个作家说，人过了生命的某个年龄段就不愿过生日了，尤其混来混去，在世俗的生活里屡屡败北，总觉得越来越不堪，有时容易斤斤计较，爱发火，难怪有个教授分析北漂时与狂躁症联系起来，太丢人，怎么还会是如此呢？当我接到获奖通知的时刻，真如溺水的人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狂人”的窘境，无法言说的阿Q不敢姓赵的感觉。漫漫的黑夜没有尽头，而文学就是照亮前路的灯盏。我们不能把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不堪归咎于文学——而恰恰相反，文学很多时候救赎了我的灵魂。我自始至终感谢文学！

　　获奖真的很高兴，如同一针强心剂，让我一直晕晕乎乎，疯疯癫癫，陷入狂想；其次，却又有些觉得小偷般的理亏，为何会是我获奖？在此之前，我曾与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错肩而过，有时我会表现很愤青，但其实又能改变了什么呢？早些年老有人问我——现在人们好像也不问了，大家都各忙各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写不出来，怎么还是老要写呀？你和谁较劲呢？我就只能说：我能和谁较劲？我又敢和谁较劲？我其实是啥也干不了，既不会当老板挣钱，也不会走仕途之路，如果不写作我还能干了啥呀？很多年前，我倒是在建筑公司当过瓦工学徒，说是瓦工学徒，实际上啥也干不了，工队班组搞承包，我这学徒因没有技术，所以不能上墙砌砖，只能拉灰配料。我终究是瓦工没有出徒，没有巴尔扎克“粉碎了每一个障碍”的那种豪气，却是有了卡夫卡“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的更多的无力感。所以，从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到卡夫卡《审判》《变形记》《饥饿艺术家》《城堡》，找到了更多自我的映照。我由瓦工学徒，转换工种——成了钢筋工。我干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一个工地，再转到另一个工地，不断寻找着新的年轻自我。直到有一天我来到了北京，当我在鲁院小平房拿起笔来的时候，我都没觉得自己真的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别人说我是作家时，我总是会汗颜。

　　我在北京鲁院一边做一份编辑校对的工作，一边读书写作。好多年过去了，我其实写得很少。当夜深人静下来的时候，我总是会更加恐慌，甚至无地自容。如果我当年没有来北京，即便还在写作，也会与老家的某一个懂人情世故的女人结婚了。那我现在也一定在过着与老家同龄人那样稳定的生活，有了诸多人间烟火味儿，我会和当年的奶奶一样，过得是为儿孙们操心的日子。可是，我选择了北京，甚至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当年即便在亚运村洼里南口七八平米的租房里，冬天没有暖气，我依然坚持着不退缩，还去建国门一家餐馆打工。由此，在那个租房里写出了《温柔地带》。这篇小说刚开始几乎被所有投去的刊物退稿，就在我绝望的时候，收到《滇池》张庆国老师给我写得用稿通知，在他们刊物与《小说月报》合办的“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头条推出，并获得高稿酬，很多家刊物转载。而《雨中的奔跑》写作，是在我与书商合作，从他手里拿了八百块钱订金，拼命写出我最早一部按照出版选题策划的校园畅销小说《校园情报快递》（最早我起了一个很文艺的书名《蝴蝶的深处》）之后，才觉得要写这样一本类似于《一个青年艺术家画像》的属于自己的小说。

　　我要感谢约稿让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一个叫张永军的书商。这是我操持第一部长篇的演练，书出版后，当年在二渠道甜水园市场批发很火，市场很畅销，就连老家的很多小书店里到处都是。我要感谢那些颇有锐利眼光的出版家们。《狼密码》是我在进入文联作为专业作家写得又一部长篇，我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张平老师的鼎力推荐（在得知我获奖的消息之后，张平老师又发来了贺信），也要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姚军总编辑很热情，李广洁社长和责任编辑李鑫等老师，又一次把《狼密码》推向了主渠道的市场，在西单图书大厦、三联书店和王府井书店里竟然看到了自己写的书摆到书架上，甚至市场上全面铺开，真的是感慨万千。还有很多文学刊物的编辑老师也是有机会给予我支持，比如与祝大同老师的通信，等等。感谢支持过我的《滇池》和《小说月报》合办的“中国短篇小说精品展”栏目，感谢《雨花》《山西文学》《北岳风》《五台山》《南方文学》《文艺报》《河北日报》《神州》《今日中国论坛》《三晋都市报》等老师和朋友们的一路支持。

　　一位大师说过，我们一生中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从陌生到熟悉、再从熟悉到陌生的过程。这是人世间最无奈的聚散。我还要感谢一路奔跑中遇到的很多贵人，是他们无私的帮助，让我在困顿的时候总能捞到一份赖以活命的饭碗，使我得以一直安心读书写作，过着自己从小就梦想着的精神生活。记得老早以前，比如醉酒了，我竟然还喜欢与陌生人谈话，甚至于向他们信口开河谈到我那些即兴虚拟的诸多儿女，还有我的相夫教子的老婆——总之，我不想在太熟悉的那种刻意的目光中，甚至显微镜下的审视下，回答他们很多我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也许，一个人终老并非那么可怕，于是这个时候我会突然想起张爱玲。张爱玲与我奶奶都算是民国年代的人，奶奶出生于一个叫墕头的偏远小乡村，奶奶出生的一九一一年正是新旧交替的一个年份。那一年武昌发生了兵变，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而张爱玲出生在一九二一年的繁华大都市上海麦根路。爷爷则出生在一九O六年，一九六三年病逝。张爱玲于一九九五年美国洛杉矶离世，终年七十四岁；而奶奶两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在老家村子去世，活了八十六岁。我陪着奶奶走完她人生最后一段断断续续的路。奶奶悄然离去之后，沉闷多半年的我竟然对着奶奶离去的空床忍不住泪如雨下。他们那一代人的出生和离去，父辈和我这一代人在内，三代人也就一百多年，不会超过两百年生理上的年轮极限，所以承载的生命记忆毕竟是有限度的。这个意义上看，文学所抒写形象化的生命历史，也许因为某种文字符号的记载，才得以有了某种程度的延续，乃至流传，展现其明亮倔强的光辉。文学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 (编辑：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