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在城市工作中遭到严重失败，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直接把持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一切大权。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他们在反对“罗明路线”的口号下，严厉打击、排斥以至惩办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根据地历来实行的正确主张的各方面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被剥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权，处于“靠边站”的地位。由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会议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军事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验和从苏联军事学校学来的条条硬搬到中国来，反对游击战，硬打阵地战，同强大的敌人死拼。这种“左”倾错误气焰之高、打击异己手段之狠，在党以往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尽管党和红军中一些领导人仍提出不同意见，但并不能扭转和改变这种状况。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大革命失败后一次最重大的失败，使党和红军面临极端严重的危机。但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周围的实际情况，采取直线式行军，又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事实是最好的教员。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长期存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党和红军中大多数人在惨痛的事实教育下，认识到再也不能照那条错路继续走下去。这时，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已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

　　历史的转折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陆定一同志在1944年讲解遵义会议决议时说：“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他举例说：“过去估计敌我力量都不是从实际出发，如说国民党已经崩溃了，帝国主义就要垮台”“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为什么同样是这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造成重大损失，而在遵义会议后便有如生龙活虎，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发生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原因便在于从教条主义的僵硬束缚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大胆地灵活地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决断和行动，冲破万难，终于闯出一条新路来。

　　新传统的形成

　　当然，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全党还来不及从思想根源上深入总结造成以往种种错误的教训。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但只要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由什么占主导地位确实已起了根本变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以后，又经过瓦窑堡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党的七大。现在，很多人对那次整风运动的真实情况和深远意义了解太少，有的还存在误解或曲解，把某些支流说成主流。其实，那次整风运动最集中的内容不是别的，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要求尊重客观实际，把“实事求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它的方法是要求各级干部结合以往自己和党的实际工作经历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看清楚只有当主观符合客观时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只凭主观行事而违背客观实际就会碰钉子或导致失败。这自然比一般空泛的议论有效得多。陈云同志在1943年系统地读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全部文件、电报后说：“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整风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就是使这种观念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深入人心。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懂得这次整风运动。接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又完全是中国的。”这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得来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又是从遵义会议起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人们有时对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最终只能以是否符合这些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是一份极端宝贵的精神遗产。尽管以后历史发展中还经历过种种困难和曲折，但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个根本变化和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此后几十年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