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此，我曾把我们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概括成“译百家书，成一家言”。换句话说，这是要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的千年历程，压缩到短短一代人中去完成。这样的使命不仅艰难，还显得特别紧迫，因为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就无法思考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也就终究有负于自己的时代。从80年代坚持下来，“译百家书”的任务已经大体完成了，面对着“立一家言”的任务，我们决不可以居功自傲，决不可以有一日之懈怠。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

　　制图：宋嵩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06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