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之：情深犹自声带啼

　　文/凡子

　　王悦之 弃民图 布上油画 122cm×52cm 1930-1934年

　　王悦之 油画 西湖风情 181cm×68cm 年代不详

　　1920年，王悦之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留影(前中坐者)

　　在人类的主观意识里，在我们的见地中，对世间一切宝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总是希望它能保留下来。

　　不过依物质的特性，太多东西总是不易保留的。一个人出生到世间，不消百年的弹指间，来与去，竟可以如没有存在过一样。一件物的制造或生产，随它的构造如何坚硬顽强，只要疏于照顾，自有时间这个东西来慢慢融解，将它化为尘埃与齑粉。

　　这是无以逃避的事物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即万物有始就会有终，有生就有消亡，“在”之后就会“不在”，一切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为了构筑可以保留的历史，人类一直勤勉地努力着，建构各样的文明体系，以确保可以将曾有过的物质和思想的结晶，点点滴滴地保存下来，让历史得以绵延。

　　对我们的记忆来说，文字一直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明证。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如何存在过，有过怎样的思想，奉献过什么成果，文字记载了他，他就一直在那里了。

　　对艺术抱持兴趣的人，却还有另一种幸运，即在文字之外，通过他创造的作品，记录他的思考，留下他的痕迹。

　　这另一种记忆的途径，较之于文字，因其有形、有色、有线条，比之文字更引人好奇，逗人兴趣。由此，要想探寻某位艺术家的思想，从其创作的图式中去寻求答案，可算是最为有效的方法了。尽管这种解读有可能更为曲折复杂，或其实超乎地简单，但简单也好，复杂也罢，艺术作品总是一个艺术家可见的思想，那么反复品味或考证他的作品，无疑是走近这个人隐秘世界的最佳通途。

　　中国20世纪早期油画的代表人物王悦之(1894-1937)，在很长的时间内，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段时期，是一直隐匿不见的，人们既未闻其名，更未知其人。即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这30多年内，也只有小范围内的艺术工作者知道他的存在。

　　旧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展”，内中展出了司徒乔、潘玉良、余本、陈抱一、李毅士等中国近现代美术名家的作品，真是群星荟萃，星光闪耀。其中有好几幅王悦之的大尺幅作品如《弃民图》《亡命日记》《摇椅》《燕子双飞图》等，闪闪发光地挂在显眼的位置，当场把人看呆。但见那画中的一应人物场景，一律以黑线勾勒轮廓，也不惧大面积地绘染黑调，每一幅画面泛着凌然的冷静，又似有满腔的柔情想作倾诉。作品的材料与装裱也让人迷惑惊异，画的是西洋油画，却又是传统挂轴的样式;使用了传统水墨的绢帛，却绘的是油画颜料，加了玻璃的镜框。这混搭的中西风格，是当时艺术家个人的一种突破手法，还是一种新的工艺尝试，或是后来才加的镜框……种种的疑问，一时莫辨。不过最令人惊诧的还是作品本身，快一个世纪前的现代绘画，其图式就已经有这样强烈的个人风格了么?!

　　画既映入眼帘也进入心灵，令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沉入到对王悦之的“找寻”中去。在略知其一二生平后，方知原来我们不知他的存在，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乱、内乱及长久的国门封锁所造成的隔阂与遗忘，更因这位当时已有很高声望的画家兼艺术教育家，并不是大陆人而出生于台湾台中。这个身份，让他在后来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被知道”的难度，陡然不知增加了多少倍。

　　要想了解王悦之，我们或许得从解惑他的名字上说开去。

　　绝多资料在介绍这位民国画家时，都有过相同的寥寥几言的记载：原名刘锦堂。后改为王悦之。

　　一笔带过的出处，给人带来了认识上的困惑。一个人的姓氏，可以有别名、字或号，但原名与后来姓氏完全不同的，却并不多见。一个人的名字，前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原来王悦之出生于台湾时，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就叫刘锦堂。迄今台湾人研究他的艺术，沿用的仍然是这个名字，这种根源上的认同感，对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是更为亲切的。

　　自述“骄养姐妹群”的王悦之，是家中一大群兄弟姐妹中的一个，是五个兄弟中的第三子。这一家兄妹的容貌生得颇为不凡，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长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深眸。五兄弟中书卷气最浓、长得最为神气的就是王悦之，身量匀称而瘦削，眉俊目秀，嘴角显出一股执拗的坚毅，是个实实在在的美少年。难怪后来熟识他的诗人常任侠这么形容他：此君风度甚佳。

　　翩翩少年成长的家庭气氛是极其温馨的，因为父亲是米店的掌柜，家里不仅丰衣足食，还有足够的实力供给孩子们良好的教育。王悦之最早入读的是台中公学，在这里他有了人生初步的知识，精神层面的智慧也得到开启。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王悦之，在天赋上就已经很令人惊异了，他各科成绩突出，在古典诗文与书画上尤其擅长，这使他在同学中始终鹤立鸡群。台中公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台湾的最高学府--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科，一心只管沉醉到他的文学与艺术的世界里去，因其成绩优异，毕业后的次年即1915年，他拿着获得的公费，赴日本留学去了。

　　王悦之是台湾第一批去日本学习西洋油画的一个。说起他的留学日本，还有另一层渊源。是他读书时曾逢日本亲王闲院宫到台湾游览，亲王是日本皇室的人，珍物、人杰可说见识得不少，但见到王悦之这般俊雅的人才，心中也难免一喜再喜，竟以玉匣赐予，以表夸赞。

　　那时的台湾，于《马关条约》之后已割让给日本，而殖民统治总是让人感到切肤之痛。王悦之对日本殖民文化自然也心存异议，但他懂得亲王的赏赐是对他的敬意，也就收下了这一份殊荣。决定去日本留学，是他在现实与学业上的选择，也是他在认知上的一种顺理成章。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