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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出生于天津，其父汤用彤是和陈寅恪、吴宓齐名的国学大师，汤一介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汤一介的名字即取自“一介书生”，蕴含着父亲汤用彤对他的期待：一生读书做学问，传承汤氏家族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其祖训。 1947年，汤一介考入北大哲学系，后来在哲学系任教。继承并宏大其父汤用彤的学术传统，筑建魏晋玄学的理论构想，被认为是他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此外，在早期道教史、佛教、儒学、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西文化与哲学之比较等领域，汤一介均做出了深入的、精专的微观与宏观研究。 和冯友兰、朱光潜、王力等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学者不同，汤一介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学人的代表。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汤一介以“知天命”的年龄投身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等一系列著作，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开一时学术风气。由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 20世纪80年代，面对遭受文革破坏殆尽的民族文化，有感于中国历史上书院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颓势，汤一介联络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发起建立中国文化书院。以此为基地，他一方面面向全国连办四期“中西文化比较高级函授班”，季羡林、梁漱溟、熊十力、张岱年等一大批国学大师和学术巨臂作为书院导师，为函授班开课，培训青年思想文化新锐数万人，主编出版《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多种，达数百万字。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亨廷顿将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视为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指出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联手，西方文化将会非常困难。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西方如何应对21世纪遇到的问题。应对“文明的冲突论。”汤一介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 2003年，汤一介提出启动国内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儒藏》编纂工程。《儒藏》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超过《四库全书》。2014年5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看望了87岁高龄的汤一介，亲自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6月底，《儒藏》精华编的前100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此时的汤一介已病重在身，在家人的搀扶下，坐轮椅出席了发布会。汤一介曾在多个场合说：“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11月9日，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逝世。 郑杭生 新时期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郑杭生1936生于杭州，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五年制本科，1961年毕业后留校。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这是郑杭生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 在郑杭生教授之前，中国的社会学的发展大体历经三代学人，由严复率先介绍西方学说入华，到孙本文、陈达、李景汉、费孝通、雷洁琼等学者一面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一面进行社会学中国化探索。此后，社会学在1952年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撤销，到1978年后恢复重建时，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概论》序言中坦言，“如果用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的标准来衡量，很可以说这是‘不成样子’或‘不三不四’的”。 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后，郑杭生迫切感到，“面对一个刚刚才从‘文革’阴霾里走出来的国家，面对一个进入快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社会学家回答一系列社会有序运行和学科建设的问题”。他的工作内容既包括了对理论的研究，也包括了对社会热点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他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论”，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因重大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回答，显示了社会学学科的独特价值，在社会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由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社会学教材之一。 2012年，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在江苏吴江颁发，郑杭生是获得这一社会学领域大奖的学者之一。 (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