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真正的诗歌总是有许多“入口”。解读《前世》的文章多，这么多朋友喜欢它，我很欣慰，他们都有自己的入口：甚至有许多人不把它当作一首情感之诗来解读，有人只从其中的一句“要为敌，就与整个社会为敌”来谈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是读者的阅读与误读，创造出一首诗的无尽空间，所以，关于《前世》，作为作者我已经说得过多了，我更愿意每个人从这首小诗中发现他自己的空间。​​

　　Q：您除了相对容易被理解的《前世》、《丹青见》、《鱼篓令》等短诗外，也写过如《写碑之心》、《口腔医院》、《姚鼐》等长诗，这些长诗结构复杂、意象繁密、内在空间迂回曲折，估计一般读者会望而生畏。但作为一个诗人，这些诗给我的阅读冲击力很大，其中一些句子或意象久抹不去，如《姚鼐》那张“微苦的桌子铺向四面八方”，等等，这些长诗为您赢得学术上的声誉但阅读面可能很小众，您为什么会创作这些长诗?​

　　A：创作首先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而非阅读的功效或读者的多寡。读者是大众还是小众，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则是个完全不能把握的变量。李商隐在唐朝时可能是个只为小圈子所容的小众诗人，但在后世却大放异彩。时间是一种最神秘的力量，它会赋予艺术以创作者无法预知的生命力。严格地说，没有一种艺术的原动力真正来自读者，我写诗首先是要向自己这颗心交待。

　　那么，这颗心是如何给诗歌带来动力的呢?首先是“游于艺”的冲动，即语言创新的冲动。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艺的进步需要不断达成新景，突破新的难度，挑战某种写作状态的新的极限挑战。比如，我写长诗的冲动，就有这方面的考量在内。长诗对作者来说，是结构能力、修辞创新能力、思维能力、语言控制能力的一种综合挑战，如果个人的写作史是一座金字塔，那么长诗即是塔尖。每个人都有一种要“把上帝赋予的个人才能发挥到极致”的冲动，这是人类所有领域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在诗歌这个领域，就是创作深具个人烙印的长诗。​

　　另外，我写长诗也是对自己情感与身世的一种交待。比如长诗《写碑之心》是献给我逝去的父亲的。而《姚鼐》，则是我对家乡桐城以及桐城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在我内心，姚鼐姚姬传先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道德良知的化身。我生在桐城的孔城镇，自小读“桐城派”先贤的书，虽未曾见过姚鼐先生画像，但内心早有他在登泰岳时苍山负雪、老先生青衫铁拐的幻影，多年挥之不去，我想我必须写这样一首长诗向他献祭。人的一颗诗心，本质上即是一颗“致良知”之心，有些诗对我来说，是非写不可的。​

　　我写长诗或长篇小说是迫不得已――一些思想不得不通过大容量的体裁来表达。一直以来，我有个想法，近百年现代汉诗，长诗罕有上品。长诗重在思想的架构和内在的空间。我看到一些诗人的所谓长诗，多数不过是短诗的勉力拉长或符码的胡乱堆砌，是形状上的长诗、诗性和思想上的侏儒。我想长诗之难，在于如何克服思之沉郁给阅读形成的某种滞塞，如何用语言自身的灵性来引导它，所以――所有好的长诗永存两种线索――思想的线索与语言自身运动的线索，如何让两者达成均衡，互攻互守并且紧抱着沉入深层，其中的语言速度、渐进之思，如何达成一体，这确实对写作者是个考验。长的东西都面临写作风险――比如我认为《西游记》就是一个失败的长篇，因为它没有一个思想上的递进空间，它有大的篇幅却没有多层的思想结构。​​

　　Q：您近期出版的随笔《黑池坝笔记》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有人撰文说是一本“洞微烛暗的语言智慧之书”，胡竹峰等安徽作家也称这是本“奇书”。里面有些小条目颇有意味，如“我若开口、便是陷阱”，“梨花点点，白如报应”等等，也有大量艰涩的哲学思考，总体上说，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书?​

　　A：《黑池坝笔记》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我想以语言的灵性带动思辩——虽然可能我力有不逮。这本书是我1996年以来写在书眉和废纸上的一些即兴之思，它内在的逻辑性并不十分严谨，但它就是我个人的思想史，事实上也是一部个人的语言史――整理到目前约300多万字。此次出版的是第一卷。上海大学教授许道军博士曾在《语言的隐身术与医疗术：陈先发的诗学与诗歌》一文中说：“在内容上，《黑池坝笔记》是专断的。​

　　它不是在转述大师们的思想，向他们致敬，而是同他们争辩，甚至以偷换概念的形式挑起他们之间的矛盾，引起诗学、语言学和哲学的混战。”当然，这是对我的溢美之词了，但它触及到本书的灵魂，即“溶语言灵性与思想于一炉”的冲动。虽然这冲动可能还在初级阶段。它是不同时期一些断想的集合体，也是一个复合文本。在文体上，它是不可定义的。我常讲是它就是一架语言的轮椅，上面坐着我这个矛盾的，病了的，写诗的人。这部笔记对我个人是重要的，它企图在语言内部掘开的辽阔空间和矛盾丛生之象，有我的诗歌所不能完成的结构。新书出来，我在收集各方面朋友和读者的意见，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