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文骏是甘肃人，早年随父辈移居新疆，至今却还一口甘肃方言。周浩原本以为冶文骏会是个有故事的人，拍到一半发现他太不善言辞。好在冶文骏有个女儿，懂事，开朗，喜欢弹一台破旧的小琴。她缠绕在父亲背上，看着还不会说话的弟弟乱敲琴键，棉花地里，父亲教他们翻苗、拨土。棉花在这里，便牵涉到了期望和未来。他们也成了《棉花》的主角之一。

　　寻找配合拍摄的工厂最难。靠着朋友的朋友，周浩在河南找到了一家接纳他的棉纺厂，拍了两个月。在广州增城，他通过广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联络到一家牛仔裤厂，相当满意——厂老板是个富二代，到英国受过教育，理解什么是独立纪录片，对拍摄全面开放。这家牛仔裤厂最大的好处是，上班时间可以自由聊天、开玩笑——若是换家纪律森严的工厂，画面就只能死气沉沉。

　　按周浩的设想，棉花经济这条产业链，至少还需要跟拍一位老板、一个商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最终没能实现。“做纪录片，别人怎么能让你拍，也许比你怎么拍更重要。”周浩总结。

　　金马奖评论《棉花》：“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周浩自己却对《棉花》不甚满意。“八年时间，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周浩说，他觉得应该更用功一点：至少去回访，观察这些人的变化。

　　但回访的念头，却总被各种“非干不可”的事情打断。这期间，他创作了几部纪录片：《龙哥》、《差馆》、《急诊》、《书记》、《大同》……还攒了一大批不知何时能收尾的素材。

　　前些年，周浩还与片中人物保持联系，知道延威又去摘了几年棉花;河南那家棉纺厂终于倒闭，工人们纷纷散入私企。这两年，联系方式也都遗失了。周浩惦记，当年冶文骏读五年级的女儿，如今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冶文骏曾一心想让她做医生，也不知她是否真的学了医。

　　新疆的棉花地里，事情也大不一样了。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拾花工越来越少。一些地方招用拾花工的数量是八年前的三分之一。这些变故，《棉花》也还没来得及去记录。

　　“如果按设想实现，拍摄的也许是另一个故事。”周浩知道，遗憾也是纪录片的一部分：“‘中国制造’下的普通中国人到底什么样，至少在这个故事里，我用我能记录下来的素材，完成我的解读，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