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读书讲口味，很多人以为我读很多书，其实错了。就像契诃夫说的，宁可使我的盘子空着，也不装不相干的东西。用在读书上，那就是读书一定要挑选，博览群书没有意义，像契诃夫这样的作者，我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读他的全集，但换一个作家我可能根本一个字都不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很多作者不缺我这一个读者，我作为读者我也不缺这一个作者，道理其实很简单。

　　羊城晚报：编书是您读书的副产品吗?

　　止庵：对，编书是因为那本书还没有，就想自己动手编一本。编书可以让你把一个人的作品反复看，比如张爱玲的、周作人的，目的就是可以多看一些。现在我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太好，所以没再做编书的工作。但当年的经历还是让我受益匪浅，至少知道了这些作者好在哪些地方，那我就可以不看其他不好的作品了。

　　读书也好，编书也好，都是自己的事。我觉得没必要去跟别人领任务似的。随心所欲这句话，其实只能运用在读书这一件事上，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根本都做不到随心所欲。好多人读书是跟风式的，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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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到自己看这稿子都恶心，我就不改了

　　羊城晚报：书评人乔纳森(刘铮)说您是文体家，您自己怎么看?

　　止庵：这是过誉了，只能说我对文字是非常认真的。文字和表达对象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作者如果找不准，意思就走样了。好多年前，一个作家朋友问我，什么是语感，我说就跟你对气味、温度的感觉是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所有味道都是一个味儿，但有的人会有一丁点儿怪味都受不了。

　　我是对文字比较过敏的人，写作时就会多用心一点、多推敲。写完一篇文章后，我要一遍遍地改，改到自己再看这稿子觉得厌烦恶心的程度，我就不改了。

　　羊城晚报：您对文字的敏感是您由于当编辑所得吗?

　　止庵：跟当编辑没关系，主要跟读书有关。我读书的口味就是我写作的口味，仔细读别人的书，看出人家的好，自己写东西也努力往这边靠。我绝不满足于读完就完了，一定会琢磨他为什么这样写，在写作的可能性上完成了多少。

　　我有个基本的人生观，世上的事分两种：一种是非做不可的;一种是可做可不做的。可做可不做的事，必须得认真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糊弄对付。比如说吃饭，非吃不可，可能你今天太忙了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又比如工作是非做不可的，偶尔应付应付也没问题。但比如女孩子化妆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也可以素面朝天，可以不抹口红，如果你要买口红化妆的话，肯定不可能在路边地摊上买，你一定会去专卖店买个正牌的。写作、读书、编书，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要做的话还得认真，否则你干嘛要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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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别人没说过，就值得写下去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书评人”的身份?

　　止庵：这事儿已经没法说了，其实我写的并不是书评，而是读书随笔，这两者的不同在于我根本不去评论，也不去介绍。我读的都不是新书，都是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书根本不需要你来评论，我也只是想借着读书把我跟读书相关的想法写出来。但老被人叫书评人，我也没有办法。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如今书评泛滥，基本沦为给新书打广告的现状?

　　止庵：我从自己说起吧，人家跟我开玩笑说，我写的都是已经死去的作家，或者是外国作家。为什么我从来不写当代作家?因为很多人你都认识，现在的批评环境不好，你如果说人家写的东西不好，人家真的会生气;你如果说写得好呢，连自己都受不了，很为难。

　　有些人根本不看书也在写书评，这样的文章只是给这个世界添乱。

　　羊城晚报：促使您写下一篇读书随笔的理由会是什么?

　　止庵：我对自己写关于书的文章，要求其实很简单：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文章完全可以不写，在家读书看碟过一天也很好。但如果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别人没说过的，那就值得写下去，或者一个小观点别人没说过，那就可以写。如果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我不动笔。别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已经非常难。如果我们这个访谈没有一句新东西，那这个采访就是没有意义的。全篇都是新的见解，这也不太可能。这个道理在哈罗德·布鲁姆所著《影响的焦虑》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记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