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表彰廉吏相对应的，是对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谴责和鞭挞。我国历史上早期称贪污为墨罪，也称赃罪，“贪以败官为墨”，贪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污黑不净。《诗经》对那些居官行贪，或凭借政治地位和权势攫取各种非法利益的贪人用“败类”予以贬斥，表明人们对于贪腐的憎恨和厌恶。明清时期文学家更是把百姓对贪腐的憎恨融入小说、戏曲、笔记之中，嬉笑怒骂。

　　清廉光荣，贪腐可耻，表廉吏，斥贪官，一褒一贬，让清廉者名垂史册，将贪腐者钉上历史耻辱柱，善恶彰显，是非明辨，引导人心向善。

　　其三，立制反腐，巡察地方。

　　官吏的道德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腐败，但这种软性约束弹性很大，效率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中国古代政治家们也领悟到，只有依靠较完备的法制，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行，有效遏制腐败和处置腐败。所以，无论是皋陶之刑、《禹刑》，还是《秦律》、《唐律》对贪腐都有明确的惩罚规定。在防治腐败的制度中，最有创新意义的，一是察举、考试任官制度，二是刺史巡察郡县制度。

　　防治腐败首先要把好官吏的入口，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一套良好的官场“准入”制度。什么样的官是好官?一是有“德”，二是尚“清”，即廉洁。为了选到高素质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两汉时期，察举贤良方正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防止“察举”中有违规行为，先秦时的秦国就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即举贤者要负终身连带责任。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其次，对官吏进行有效监督，形成权力的制衡。汉武帝设立十三部(州)刺史，刺史受命于皇帝，代皇帝定期巡察地方，以“六条问事”，主要巡察地方二千石等高官的腐败行为。刺史虽然只有六百石，但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守相，行政级别虽低，但任重职大。刺史巡察郡县，对于整肃吏治，发现和震慑腐败，笼络民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四，铁腕治贪，形成威慑。

　　在中国古代，遏制腐败的一个手段就是重典反腐，甚至运用严刑酷法惩贪。夏朝时定了“昏、墨、贼、杀”之刑，贪墨之官是要掉脑袋的。商朝凡是收受贿赂的贪官都被列在淫风中之“货”罪，要处以墨刑，即在贪官的额上或脸上刺字，以示羞辱。西周把官吏营私枉法、贪污受贿等列为“五过之疵”。

　　汉代重用一批铁面无私的循吏，对贪腐者进行定向打击。北魏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仅太和八年被处死的贪官就达40多人。明朝更是重典治贪的典型。在《大明律》《大诰》之外，朱元璋组织人员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决心大，力度强，措施有力，对于贪腐者确实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

　　中国古代在与腐败斗争过程中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

　　中国古代廉政教育一直常抓，反腐利剑时时高悬，腐败亡国的警钟长鸣，但是，历朝历代仍然是贪官如蚁，清官廉吏寥若晨星，因腐败而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不断上演，中国历史发展陷入腐败——亡国——再腐败——再亡国的历史怪圈。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反腐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难以解决。

　　第一，对权力约束和监督的疲软问题。

　　虽然中国古代有许多约束权力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这些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有限。史官记言记事，把君主言行昭诸史册以及君权神授、敬天保民的观念，虽然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君王有较强烈道德自律意识的基础上，属于软约束，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力十分有限。而各级官吏的权力受命于君，君明则臣直，君昏则臣奸，对官吏权力的约束系于明君圣主，缺乏人民和社会对于官吏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权力在封建专制的体制内封闭运行，腐败成为一种多发的社会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潜规则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异化和效率消解问题。

　　中国古代文化重血缘关系和亲情友情，法律观念、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相对薄弱，潜规则盛行，在亲情、友情和利益导向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善于把反对腐败、倡行廉政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的执行效率悄然消解得无影无踪。

　　汉代察举孝子廉吏，强调以德举人。但在社会现实层面，察举孝廉竟然成为一些投机分子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尴尬局面。曹魏政权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德、才举人，把好官吏入口关，若仅仅从文本看，九品中正制的确是善制善政。但是，负责选举人才的中正官选人唯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门阀社会。

　　第三，官吏知行背离、行不由衷的问题。

　　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绝大部分官吏都是饱读经书，口称圣贤之士。儒家的仁义礼智，仁民爱物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吏而言并不陌生，甚至是熟读于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贴在许多官吏厅堂的显要位置。翻开史册，贪赃腐败而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令人诧异的是，历史上一些贪腐之徒恰恰就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儒生。

　　清代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但和坤贪得无厌，卖官、受贿、结党营私。要说和珅不明事理，难以令人信服，但是他口中说的是圣贤之书，做的却是城狐社鼠之为。身陷囹圄的和珅在《上元夜狱中对月》的诗中写下了“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句子，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只有真正解决好官吏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才能把反腐倡廉落到实处。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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