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革命的故事，老黑、李得胜、匡三等人的革命行为与遭际，不乏草根色彩(民间性)，多带荒诞感及残忍的性质，事件偶发之特征压倒所谓历史必然的规律，草莽气十足，角色口中无堂而皇之话语，虚拟的“光环”消泯无踪影，可凸显民间说史与革命正史的区别。不妨看一首歌谣，是关于游击队里的一个小人物“摆摆”的：

　　“摆摆要参加游击队，老黑不要摆摆，因为摆摆屁股翘，容易暴露目标。摆摆去找李得胜，李得胜认为他可以送信，摆摆就参加了游击队。摆摆有一次去送信，半路上遇见了保安，因为摆摆的屁股翘，藏在草丛就被发现了。摆摆爬起来就跑，保安上来就是一刺刀，为了革命为了党，摆摆就光荣牺牲了。”

　　民间说史，大致如此的一本正经的“不正经”，老黑为了女人起意闹革命，匡三交了狗屎运阴差阳错成为革命功臣，匡三的卑微“滑稽小传”，都有别于高头讲章的讲述(可以想见，后者的追溯式书写，又与“原生态”之前者有何微妙的关联与错差)。不过，这样的故事，对于有足够阅读视野的读者，会想到多年前红极一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如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格非的《大年》、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等，那种对革命正史及时代史的解构、颠覆，对另一种言说方式的寻觅、探究，尝试百端，至今已觉不新鲜。其实，即使贾平凹自己，也写过《白朗》《美穴地》《五魁》《烟》　等新历史主义的小说，虽属“土匪”的路数，但其反主流的姿态是一致的。如今，《老生》里的革命“野史”，不禁让人暗自思忖在写法上似与先前的“土匪”小说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猜测或有不恭，一笑可也。

　　土改中，地主的被分产，贫农的获益，基层土改工作的“捣糨糊”，以及“文革”中的基层政权与乡村乱象，鲜活度是够的，但总觉得无法予人豁然的“陌生感”，别人写过，即使贾平凹本人以往也涉及过，如《古炉》，描写乡村中的“文革”史。改革开放之后的段落，引人注目的是与时政或热点事件足够靠近，如“非典”，如“周老虎”事件，应该说，贾平凹将社会热点融入小说，较之余华的《第七天》做得要好很多，不至于使人产生如油浮于水的游离感，不过故事仅仅是故事，展示多于开掘，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提升。

　　三

　　简言之，贾平凹的讲史借说唱人老生之口道来，颇具耐心，绵延百年，诚意固然有，但仍脱不了“老生常谈”的意思，并没有提供太多值得称道的内容，是为遗憾。贾平凹在访谈中说，曾请评论家陈思和看过复印稿：“他说从文章里看到了‘民间写史和官家写史不一样’，他看得很准，就是不知道我尝试的这种‘民间写史’，这次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说实话，我对于民间史不仅接受，而且还有种偏爱，不过其应具新的视角与视野，以及不同旧貌的内涵，可惜，《老生》不太能够满足之。

　　《山海经》引文及问答的插入，在贾平凹看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山海经》“写作者所经历所见闻的山和水，是一座山一道水地写过去，那里面，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灵密码。我在小说里，用的就是它的这种思维方式，写的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件件事、一个个人”。这个我相信所言不虚，作者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又在小说中采用如此的结构方式，必然有其道理，不过，我也只能坦率地说出阅读的观感，那就是并未感到这种穿插式结构之必要性，秦岭土地上的百姓固然生生不息，那些带土气息泥滋味的故事亦绵延不绝，但古奥的《山海经》原文及解读的“陪侍”，未必能达到“相看两不厌”的效应。即使不是两张皮，也有一边土气满身、搓着垢甲，另一边古意盎然、十足学究的不适感。其实这样的结构之“牙碜”的感觉，在上一部《带灯》中也存在：带灯给其心目中的偶像写的几十封书信，均匀地穿插在整部小说中，显然作者是想达到一种补充及摇曳多姿的效应，但在我看来，这些信件几近“赘疣”，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暴露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怡然自赏味道，自作品整体观之，实在得不偿失。《老生》中的《山海经》穿插，固然还不至于有如此的“破坏”因素，却仍是不熨帖的。

　　贾平凹近些年的作品，我是每一部都读的，自然是因为喜欢其文字，且认为他是国内最好的小说家(及散文家)之一，或许其价值尚被低估。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完美处，亦都有情怀在，孜孜寻觅着新的“变数”，这是我极称道其所在。不过责之亦切，对贾平凹新作品中存在的某些显性或隐性的问题，还是愿意说出来，供同道者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