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我，精神上有什么困境，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像我这一贫如洗之人，想染还染不上呢。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盲目追随德里达、萨义德，也许我会陷入困境。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可能会有困境。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

　　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

　　这阵子家母病危，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被供在寺庙里，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曾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有人质疑说，中国哪有文艺复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的回答是，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当然了，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是《红楼梦》。再当然了，这样的复兴，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毫无关系。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而已。复兴不复兴的，只跟民族有关，跟个人无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与我何干?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我惟有悄悄地走开。放心好了，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全部归你们。

　　你们问我，如此异国他乡的，是幸，还是不幸，我只能回答说，生存不幸写作幸。上苍待我不薄。这16年来，我写了20多本书。其中包括6部专著和9部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恰好相反，我觉得空空荡荡。这些文字，一旦问世，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都不再专属于我，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海外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80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十几年过去，回首当年，倒吸一口凉气。幸亏没有入伙海外东亚系。

　　李劼

　　生于1955年，本名陆伟民，学者、作家。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1987年留校任教。现旅居美国。著有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中国文化冷风景》、《丽娃河》等。

　　李劼答问

　　问：学界内很多人为你离开学府感到惋惜。

　　答：倘若如此，我只能说，老虎本当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笼子里。衰败的学府像笼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也像笼子。这两种笼子比较适合家禽，即便是鸽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说向往天空的鹰。

　　采访手记

　　6月，身在美国的文学批评家李劼的一篇题为《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的旧文在平静许久的文坛引发热议。长达3万余字的文章，几乎把当今中国文坛声名煊赫的北京或具有北京背景的文人批评了个遍。

　　通过邮件联系上李劼，李劼隔天便回复了记者的采访提纲，还是七千余字的回复。他用一种老派文人的口吻说：遵嘱寄上采访应答，可能长了一些。“《新周刊》的采访提问，几乎囊括了写作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得拿出部自传才能圆满回答。为了满足该刊的诸多好奇，在此只好将自己的林林总总，如实道来。”他的文字读来酣畅淋漓，真诚得像个孩子。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正如他所说：“也许但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我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