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有人指责丘逢甲抗日护台失败后举家内渡大陆有“挟款10万两银子潜逃”之嫌。对此，徐博东教授在《丘逢甲携款潜逃辨讹》一文中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从源头上，清政府严禁援台，张之洞曾答应给100万两白银援助成了一纸空文，而台北的唐景崧克扣义军饷械，地方借款、认捐根本难以兑现，丘逢甲的义军最终饷绝弹尽，根本就“无饷可卷”。从结果上看，丘家回大陆半年后就生活难继，不得不外出另谋出路，若有白银10万，丘家的生活应不该如此拮据，等等。这种独特而灵活的研究问题的视角，俨然已经发展并超越了传统论辩的套路，的确有相当强的说服力。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历史研究资料相对匮乏的年代，其所引用资料之丰富超乎想象。从文章的行文和注释可以看出，当年徐博东教授为撰写这些文章常常不辞辛苦，奔波于京城各家档案馆、图书馆，或访问当事人。在《丘逢甲与康有为》一文中，为了论证丘逢甲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徐博东教授遍览《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饮冰室文集?诗话》、《岭云海日楼诗抄》、《康有为致丘逢甲书考释》、《丘逢甲文集》以及当时台湾最新公布的康氏己亥(1899年)《与丘逢甲书》，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最终找出了有力证据，并推测出康有为与丘逢甲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应当在1899年12月至1900年1月27日之间。类似例子在文集中俯拾皆是，恕不一一列举。从这些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扎实学风，也反映了一个北大历史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徐博东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转向台湾现实问题研究，特别是民进党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徐博东教授后来能够在台湾问题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与其当年严谨的历史研究训练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有理由相信，这部凝聚着徐博东教授心血的力作，必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近年来，年已七十退休在家的徐教授，表面上婉拒出席各种涉台会议和一切媒体采访，销声匿迹，退出“江湖”，实则老当益壮，再一次转换跑道，以他特有的方式继续为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奉献心力，发挥余热。他一边扶锄昌平兴寿山下，养鸡种菜，经营家庭农场。听蝉温泉花园小院，喂鸟养鱼蓄龟，品茗怡情养性，过着花开花落，鱼鸟为伴，世事如云，任卷任舒的生活;一边却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潜心撰述家史——《台海悲歌》(暂用名)。据笔者所知，为了写好这部家史，近年来徐博东教授不顾年事已高，自费回梅州、走汕头、去博罗、上罗浮、过台湾，赴天津……，走遍父辈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台湾的基隆中学、苗栗神棹山、鹞婆山、鱼藤坪、台北、台中、高雄、屏东……跟他父亲、母亲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历史现场;访问父辈幸存的战友以及牺牲战友的后代，当面请益;查阅旧报刊和历史档案，广泛收集父母的各种资料，甚至从网上高价购买流落在市面上的父亲的珍贵史料。通过辛苦的工作，他已经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为撰写好这部家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日前，笔者有幸拜读到刚刚草就的该书的“开篇”和“第一章”数万字的初稿，真是催人泪下，文情并茂，精彩感人。70年来(从1945年算起)的两岸关系离离合合，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种苦难的经历。而在两岸分离的大背景下，对于徐家人来说曾经是有亲不敢想，有家不能回，有苦无处诉，家庭离散、骨肉分离、望眼欲穿，这段家史不仅仅是70年来两岸关系的缩影，更是一曲足以情动天地的旷世悲歌。

　　真诚期待继这部历史文集出版之后，那部浓缩了两岸关系70年精华的徐家家史早日封笔付梓，为两岸跌宕曲折的故事再添一曲动人的篇章。(作者：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