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的鞋子》的开篇与开展和其他小说非常类似，小姑娘身边坐着离异的父母，妈妈又再婚了，还抱着10个月大的婴儿。叔叔萨姆希望大家再聚聚，就 构成了这样一幅5人坐在池塘边石头上的复杂关系图。但是结尾，当萨姆用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圈当成眼镜时，小姑娘凑过去从手指中抬头看那些树，“让我看 看”，爸爸理查德也从弟弟手指间看去，“还有我。”妈妈爱丽斯说，她从理查德身前凑过去，理查德吻了她的后颈。这温馨一幕并不说明小姑娘的父母会破镜重 圆，但它刻画出动人的一瞬，虽然短暂，但那份亲密落在每个人的心底。这是他们相聚的最后一晚，明日都要回归各自的家庭，但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在那一刻，他 们是亲密的整体。

　　《灰姑娘华尔兹》仍然有残破的家庭和在父母间来回居住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是，这次爸爸爱上的人是男人。在这样一个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安·比蒂 用细节勾勒出一个富有同理心的同性恋者布拉德利。与其他小说里不负责任的父母不同，他虽不是传统性别意义上的家庭成员，但心里不仅装着爱人，还装着爱人的 小孩。他始终为“夺走了”小姑娘的爸爸而感到抱歉，初次进家门，他故意寻找借口避开，让“我”能和爸爸谈谈。他的善良温柔让小姑娘路易丝十分在意他，听说 他生病了会万分焦虑;他的善解人意也让“我”不再怨恨这个破坏家庭的人。相反，在共同应对爸爸迈洛要去另一个城市生活的离去时，我“伸手过去碰了碰他”， 令餐厅女服务生以为“打搅了一个亲密时刻”。虽然这里传统的家庭破裂了，甚至传统的两性关系也瓦解了，但“亲密的时刻”依然在人际中存在，就在不经意的动 作中，安·比蒂埋下了“亲近感”的种子。

　　《第二个问题》更进一步，跟家庭和两性情爱完全没有关系了。它不再描述在婚姻家庭内重建温情的可能，主人公是手模“我”和住在4个街区外的朋 友：同性恋人理查德和内德。理查德得了艾滋病，已病入膏肓。以“我”为主观视角的叙述，在描述一个人临终的悲伤气氛中，完美地体现了没有亲缘关系的陌生人 之间的情谊。“我”与理查德在理发店里偶然结识，听说“我”住的顶层公寓不上热水，认识那天便带“我”回家洗澡。成了朋友之后，“我”并没有介意理查德和 内德的同性恋人关系，而当理查德病重，内德虽然恐惧、疲惫，却没有弃他而去，而“我”也跟内德一起照顾形销骨立的理查德。药效过去后，理查德说，“寒意袭 来，好像有人用冰擦我的脊梁骨”，“我”便用拇指按着他肩膀下方的肌肉。手是手模的谋生工具，但我低头发现，“忘了抹润肤露和戴手套”，“我一直按摩他嶙 峋的脊梁骨，似乎是要给他注入一点力量来抵抗他无望的困境”。这种友情令人落泪，克制淡然的描述只能用安·比蒂的那个词来形容：closeness。

　　评论界都说安·比蒂的作品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路标”，说它们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的幻灭和对60年代的怀念。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比蒂刻 画的角色很少有底层人物，而时不时提到的爵士民谣又常常带来那个年代的气息。但安·比蒂本人很反感这样的标签，她表示，“坦白说，我并不认为60年代跟我 的作品有什么关系。”通读三卷本里48部短篇小说，我也认为，与其说它们刻画了某一阶层对已逝年代的怀恋、他们精神的空虚和生活的破碎，不如说它们刻画的 是人类对失落的怀旧、对填补的渴望以及对亲密一刻的呼唤。这种人性的共通才会在21世纪中国找到大量的知音，合上书，你不觉得是在描写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 半球，它就是我们身边的周遭和时刻。

　　回到《白色的夜》，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结尾刻画了比蒂作品中少有的一幅温馨之家的“完整”画面：弗农在厅里沙发上睡着了，卡罗尔从门厅里拿 了他的大衣穿上，静静地走到他躺的地方，在沙发旁的地板上躺下，“在他们四个卧室的屋子里，在这个最大最冷的房间里，他们愿意以这种特殊的双层床方式睡 下”。而且，“在外面白色的夜的世界”，“他们的女儿可能正像天使那样掠过”。总有一天，哪怕是在睡梦中，在想象中，在虚拟中，失落的核心补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