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以审美的名义掩盖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

　　北青报：中国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一些所谓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常常得不到读者以及批评界的认可，而您说反而是一些“擦边球文学”得到普通好评。

　　阎连科：中国作家面对现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正面强攻，比如莫言的《蛙》，余华的《第七天》和《兄弟》，贾平凹的《秦腔》，还有格非的《春尽江南》等。另外一种我认为是流行于中国的擦边球文学，他们常常以审美的名义遮蔽作家对现实的关注，逃避生活和现实的矛盾，也因此掩盖了作家思想的匮乏。所有的擦边球，在批评家那里都会被冠以“深刻”二字，而所有正面强攻面对中国现实的文学，得到的都是“粗糙”二字。如果拿我们今天的中国作家和鲁迅去比较，恰恰鲁迅也是对现实正面强攻的。我们去看他的《祥林嫂》、《药》和《阿Q正传》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但像写“救救孩子”的《狂人日记》，虽然正面强攻，却似乎同样可以说“粗糙”，我们对此该怎样去看呢?

　　以《兄弟》为例，我们经常诟病的是余华的这个情节，处女秀的问题;也有诟病苏童《河岸》中间的人头情节等问题。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以为，文学已经远远走在一些批评家的观念前面了。今天，我们所有的文学几乎离开现实主义就无法去讨论。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当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他写作的素材一定是没有被时间过滤的;当我们面对历史素材时，那是被时间过滤过的。时间已经筛选了一些东西。但是面对庞杂而混乱的现实时，需要作家本人去过滤，这也恰恰是写作者最大的动力之一，也恰恰是被大多的批评家不予理解的地方吧。

　　北青报：您的作品《炸裂志》也被一些人认为有点“观念先行”，特别是对“地方志”这种形式提出一些质疑?

　　阎连科：《炸裂志》里面大量的细节——暂且说是“神实”吧，是我用力和用心之处，也是写小说的最大动力之一。这个小说对我的意义，恰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随心所欲”。地方志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包装的箱子。它到底像日本的糖盒那样精美，还是粗糙耐用，这并不那么重要，我更关注包装箱内的东西。有时候，批评家无法体会一个作家写到一个细节时那种在瞬间抓到小说内核的喜悦和兴奋。那个内核，使他理出了一团乱麻中的一条线。是这条线在统领全部的小说、人物和变化，欲望的生成和恶化……对此，作家和批评家的看法是有巨大不同的，这就是二者往往矛盾的根由吧。

　　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报：听说您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写一万字。现在呢?

　　阎连科：二三十岁那些年，确实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好岁月。每天写八千一万字，虽然粗糙却充满了激情和精力。现在，水已东逝，不见长流。今天的习惯是，只要在家，每天上午都坐下写上两千字。但多写五百字就感到困难和精疲力竭了。在这样的写作中，技巧、技术是越来越熟练。情感、情绪却越来越枯竭。所以，今天的写作，要警惕的是过分的技术化和激情的迟钝化。

　　北青报：很多人说获奖对于写作而言就像是“死亡之吻”，会对你的下一步创作产生影响吗?

　　阎连科：我现在深刻地感觉到，我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难和读者沟通。我需要的是坚持，是放弃一切地往前走。从《四书》到《炸裂志》，我感觉到了我的写作和读者及批评界隔着一层，彼此都不予理解，也不愿理解。可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变得越来越固执。难以沟通时，我的固执会让我索性把那堵隔阂之墙彻底竖起来。以前也许还在那墙上留着一扇门，大家可以推门而入，可现在不再这样想了。现在，我新的长篇已经开始写作了，它可能走得更远，我不再顾忌什么，非常决绝。老实说，世俗的力量非常强大，几乎没有作家有能力摆脱这些世俗。最文学的地方恰恰是最世俗的地方。

　　北青报：您会有“退役”的一天么?如果有，到时让您总结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你会如何说?

　　阎连科：年龄、岁月、衰老、疾病、烦恼和写作的力不从心等，这些东西无可阻止的到来，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生命的尾声。直言说，我看到了死亡的逼近。

　　一个常常不能忘记死亡的人，自然会不断想到写作的退役和搁笔。前不久，在手机上读到张洁的《就此道别》，真是百感交集，戚然泪下。和张洁老师相比，我还不到那个年龄，不到那时候，但属于我的“就此道别”那一天，如史铁生说的那样，已经迈着均匀而有力的步子，日日地走来和逼近，而且带着无可阻挡的逼迫和尖锐。写作上，我最是以孙梨的晚年为榜样，设想退役的契机到来时，将不再与喧闹的文坛有任何瓜葛和纠结，过一种默默静静的生活和日常，生病吃药，浇水花草，朋友来了端茶和倒水。然后，文学和世界，就与我自己没有什么干系了。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