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毅然选择了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此期间，费孝通与孟吟结了婚，跟潘光旦、罗隆基等人来往密切。到了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期间，费孝通的笔溢出专业领域，走向公共领域。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孝通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写下了一系列呼吁民主、自由、宪政的文章。

　　此时的费孝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超越胡适对社会的影响力。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中写道：

　　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他(按：指费孝通)提到“我们大学界新老两代人的矛盾”时，表示“不信任中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要和某些老资格的对手竞争，后来表示通过“扬我所长，击其所短”而打败了某“老家伙”。

　　费孝通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似乎指向的就是胡适。因为胡适最推崇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对此，1950年代费孝通在检讨时还曾说：

　　我丧失民族立场，先后应美帝和英帝官方或半官方文化联络处的邀请出国访问，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己任。在外国话中国，在中国讲外国，内心想和胡适之争一日之长。访英回来，英国有一世界主义组织要我参加，其中有爱因斯坦、加仑比，还有胡适，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以与世界名流并列为荣，毫无政治立场。(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如果费孝通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以他的文笔和能力，经过努力，未必不会超越胡适。但很快，费孝通迎来了1949年的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如果知识分子还要追求社会影响力，就应该积极响应新时代的要求。从1950年代费孝通的表现来看，反右之前的费孝通是非常活跃的。或许也正是他过于活跃，导致了他在1957年的悲剧命运。而他之所以如此活跃，如此汲汲于人生事功，与杨绛、王同惠也未必没有关系。此后的费孝通，渡过了冰封的二十多年。

　　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苦恋杨绛这件事，钱钟书也非常清楚，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费孝通与钱钟书一路同行并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据《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费老对外联系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老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先生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

　　在钱钟书与费孝通之间，这同一个“情人”不言而喻是指杨绛了。1998年，钱钟书逝世之后，费孝通似乎依旧没有忘记他的初恋、据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

　　钱先生去世后，费老曾去拜访杨先生。杨先生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 ‘知难而上’了。”这就等于谢绝了他的访问。

　　爱情，有时候往往因为得不到，而更加显现出永恒的光辉。但得不到的爱情似乎也可以促使一个人加倍奋斗，费孝通后来的名山事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爱情缺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