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蒂亚尔希和马拉拉都是坚定的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他们用行为践行和平理念。萨蒂亚尔希和马拉拉获得诺贝尔和奖平奖的意义,不光在于他们实践“非暴力”的和平政治理念,而且把“公民不服从”的和平主义哲学,导向公民教育这个更积极的的层面。公民固然有和平抗法的权利,但是,在一个系统地剥夺公民的受教育的权利的国家,抗法的表现形式,必须通过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开始。通过教育,武装自己与暴政抗争的武器。萨蒂亚尔希和马拉拉通过她的实践证明,公民不服从,除了和平、对话,也包含教育。马拉拉把公民不服从的抗争行为和理论,推到了教育的高度。 萨蒂亚尔希和马拉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注教育。萨蒂亚尔希的“拯救童年运动”的核心是教育。2013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採访时,马拉拉说,“我认为要解决问题和对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对话,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但对我来说,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最好方法很简单:教育下一代。”“你不能通过残酷和严厉的手段来反抗别人,相反你必须通过和平、对话和教育的方式。”如果年轻一代,尤其是小女孩,没有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没有与暴力政府抗争的武器,当她们生下孩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还将把愚昧延续到下一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塔利班攻击袭击马拉拉,证明一个事实:他们最害怕的,是一个拿着书的女孩。极权政权害怕的,是用知识、理性、道德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从今年还不到17岁的马拉拉身上,我们看到了知识、理性、道德平衡的力量。 萨蒂亚尔希在印度设立康复中心,把年幼的儿童送到学校读书,给青少年提供非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工作技能,建立自信心,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萨蒂亚尔希说,“现在人们认识到受教育是赢得自由的关键;受教育是获得人权的关键,也是消除贫困的各项工作的关键。受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 在人的所有权利中,教育的权利摆在第一位。2012年,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马拉拉说,“一个孩子,一位老师,一本书和一支笔可以改变世界。教育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教育第一。”教育对个人发展,对国家进步都至关重要。改变一个人,要从教育入手;国家的进步,也要从公民教育入手。教育是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 马拉拉说,“我真的相信我们创造全球和平的唯一方式是不仅让我们的思想受到教育,而且还有我们的心灵和灵魂教育。”心灵和灵魂教育是建立公民社会的起点,是培养公平公正的公民品德的基础。没有心灵和灵魂作为道德和价值判断的座标,拥有知识的人,只能是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吹鼓手和维持政权的打手。马拉拉以她个人冒死求学的经历,唤醒世界对女童教育的关注。她在被意识形态和宗教争斗扭曲的成人世界,找到了一条走出认知扭曲的黑暗世界,通往光明的道路。 教育的目的,固然是传播知识,培训人的工作技能;但是,仅仅传播知识和培训技能是不够的。教育的更高的目标,是通过知识的传播,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判断。美国建国先贤华盛顿说,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的原动力。杰佛逊也说,在民主社会,“一切流弊都交由大众理智的法庭进行裁断。”理智法庭的基础是社会大众秉持公平正义的道德和普适的文明价值。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建立在公民的道德水准和对普适文明价值的认同基础上。一个文明和法治国家,不可能建立在公民缺乏教育、公民道德腐败的社会。 马拉拉和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固然找到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利器,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忽视“教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集权国家剥夺的是平民,尤其是平民女孩的受教育权,以此製造一代又一代便于统治的愚民和顺民。与此同时,他们从来没有停止通过封锁资讯的手段,扭曲认知,荼毒道德、诱之于名利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培养维持统治的军队、警察和网络警察等压制性的国家机器。 这个道理,连奥威尔《动物农场》中的名叫拿破崙的猪都知道。“拿破崙”有一句名言:“教育青少年比给那些成年人干任何事情都重要。” 这本书的翻译者苏福中说,“‘拿破崙’从娃娃抓起的‘教育’,是豢养九条猛犬,为他日后独揽大权打下了军队和警察的坚实基础。”由此可知,教育常被集权统治者利用,不仅造就大批愚民、顺民,而且培养出认知扭曲的极权制度的铁杆维护者。 政治制度落后的社会,必然伴随落后的道德教育和扭曲的价值观。这样的国家,缺乏公平正义的道德判断,缺乏普世文明的价值判断。这样的国家,只有情绪,没有理智;只有关係,没有是非;只有权威,没有判断;只有利益,没有原则;只有得失,没有公平;只有欺凌,没有怜悯;只有压迫,没有正义;只有堕落,没有高尚;只有腐败,没有道德。这样的国家,只有冲突,没有和平。 道德沦丧的社会无法建立和平的制度。公民的平衡的教育,对于一个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更是不可或缺。社会进步,必须通过公民教育的渐进过程,必须建立在人民良好道德基础上。民主国家的建立和保障,离不开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的判断力,源于公民的知识、认知和道德的平衡发展。一个人民没有受到充分教育,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和道德水准,只有顺民和暴民的社会,不可能建立现代文明制度的国家。 马拉拉和凯拉什•萨蒂亚尔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名至实归。马拉拉曾说:“得诺贝尔和平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除了世界和平,还希望每个小孩都能接受教育。” 马拉拉和凯拉什•萨蒂亚尔希的公民教育理念和实践,代表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方向。马拉拉和凯拉什•萨蒂亚尔希通过教育提高公民知识、认知和道德水准,进而推动社会和平转变的理念和运动,是自非暴力和平运动产生以来的一种新思维、新趋势,代表非暴力和平运动的方向,对于世界上那些正在追求制度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