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开放社会监督仍有难度

　　随着志愿者服务的提升和可移动文物数据库的建立，各界对博物馆的监督力度也在加强

　　除了博物馆馆方提出的各种改进意见外，近来要求对博物馆进行“社会监督”的呼声也愈演愈烈。这一方面凸显了近年民众对文物保护意识的自我觉醒，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文物事故频发的背景下，社会对博物馆管理机构日益缺乏信任。有人提议要对博物馆机构展开“社会监督”。

　　不过，对于这种外部的监督机制，舆论亦有质疑声音。不少文博专家表示，对博物馆进行管理是个“技术活”。它的安防系统有许多特殊性，除了一般性的防盗以外，还需尽可能减轻或避免文物的自然损害。博物馆相关的从业人员本来就十分紧缺，由从未接触库房的公众开展“社会监督”，结果很可能只是形同虚设。

　　“现在的媒体发达，博物馆的工作也备受关注。一旦有任何问题发生，都会被社会放大，引起公众不安。”陈邵峰认为，目前的社会监督往往只能“亡羊补牢”，而且公众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应当由业内人士组建专业团队进行论证，做到防患于未然。”

　　“其实，随着志愿者服务的提升，博物馆社会监督的局面也在渐渐形成。”邓炳权表示，而网络平台的搭建，也有助博物馆及时吸收市民的批评建议。但他也认为，市民对博物馆安全存有顾虑可以理解，但博物馆管理的制度化水平很高，有严格的评级制度，能充分反映安全防护的实施状况，博物馆一直是安全的。

　　“过去博物馆都是自己管自己，不出事就行，现在都严格起来了。”黄洪流表示，自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国家方面对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在不断收紧。随着可移动文物数据库的建立，行政部门对博物馆文物保护的监督力度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