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没错，民谣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或是一群人表达意见、发声的方式不管是对政治的态度，还是对自己生存发展条件的诉求，还是对基本尊严的要求，不论是黑人民歌还是我们的歌，都可以看到我们发言的痕迹。这才是最重要的。 羊城晚报：您不仅是民谣歌手，也是原住民运动的先驱。这些运动为台湾原住民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胡德夫：之前我们民族的尊严是没有被尊重的，就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行政阶位非常低。我们读过一些书，觉得自己的民族不能这样被糟蹋，决定要用声音、文字、行动这三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参加了很多活动，最后台湾终于立法提高原住民行政阶位，公文承认我们是台湾原住民，这些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百分之百达到目标，但大大地改善了状况。实际上，原住民也在教育、母语、卫生、居住环境等方面得到了相当的尊重。我想这是要去争取来的，没有运动就没有这些东西，孩子不哭是不会有糖果的。 羊城晚报：这些社会运动如何滋养您的歌曲？ 胡德夫：最早的那首《为什么》就是对大社会发出质疑，告诉自己同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最最遥远的路》是写给在外面工作或者读书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虽然进过远方很多的门，最后还是得回去敲敲自己的门。《大武山美丽的妈妈》是反映土地问题，当时我们发起了“还我土地”运动，持续了10年。这首歌是对自己原来美丽的部落被解构时的警惕，你以后回去，要跨过最后一个山坡去看看，以前美丽的田园是怎样的，要重新去建立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美丽的妈妈》这些都在民族运动发生期写成。 一直到后来写《太平洋的风》，虽然不是在运动时期内写的，但也是延续。大的环境是那样，他们把坏的东西留下，把好的东西都拿走，不断垂涎我们的地方，我想需要在歌里去表达。我们生在这样的太平洋的风里，在这么宁静的海洋边，从帝国列强以来居然一直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全部写出来。我在想，假如你做一个反对性的运动，那你要有一种反对的文化，带着文化和言论去面对，才是对的。 4、想做另外一个李双泽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自己是生活在高楼大厦，但是音乐里经常出现的浪花拍打的节奏是来自于小时候在河里漂水的那段记忆，还有父祖辈传唱的歌谣。 胡德夫：当然，从2岁搬到大武山到11岁以前，也就是我小孩这段时光，有很多记忆。之后我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地方，甚至包括亲情父母，一年见不到一次。我人在北部学校，整颗心都在思念这个地方，思念那边的朋友，思念那边的一草一木，思念之前在那生活时发生的趣事。虽然我身在都市，但这些记忆会一次又一次回到脑海里，所以我歌里有很多箭头都是指向大武山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牛背上的小孩》，都是我记忆中的味道。我很多歌都提到，哎，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那样美丽的故乡？虽然现在交通很方便，但是在歌里的意境，它是很远很长很久的东西。 《美丽的稻穗》这样的歌是上一代传下来给我们传唱，告诉大家自己的文化有多美，这些是可以从歌里直接感受。最早写的《牛背上的小孩》，就是描述自己之前在乡村在大武山放牛的样子，那是我第一首描述出自己小时候生活天地的歌。 羊城晚报：从“唱自己的歌”那个年代到现在，您觉得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 胡德夫：当然有，因为唱歌，认识朋友，才认识这个世界。从认识李双泽，到认识杨祖珺，后来才会注意到自己民族同胞的歌，才会注意自己民族的遭遇，才会有后来的原住民运动，在运动中又有一些歌产生。在民族运动之后，自己身心俱破地回到故乡的那短短几天，当然也有歌，但那个歌比较苦，是唱不出来的歌。这些加起来的都是歌，人生就是一首歌。有喜有乐，有苦有怒，有聚有合，有别离，这些都是歌。 羊城晚报：“唱自己的歌”运动的目标在今天实现了多少？ 胡德夫：在那个荒芜的时代，我们以写歌、发表自己的作品、说自己想说的话为运动的主要方向。这个目标当然实现了。很多歌曲百花齐放，音乐充满着我们的土地。 那是个有民谣精神作寄托的年代，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扮演像李双泽的角色，做对民歌有担当的人。应该继续创造环境和舞台，让后来的人能继续写这样的歌，能够有所汇聚，把这样的声音持续传达下去。这是我现在想做的。在这个年龄我也想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想做另外一个李双泽。 注： 李双泽（1949-1977），现代台湾文化界传奇人物之一，集画家、作家、民谣歌手和作曲家于一身。1976年12月3日参与淡江大学一场“西洋民谣演唱会”时，他高声呼吁“唱自己的歌”，引发热烈的回响，这是新歌运动的“淡江事件”。自此，他开始独力创作或与友人合作，致力于推动“民歌运动”，并自己创作歌曲。1977年9月10日，在淡水兴化店海滨为救人而不慎溺毙，年仅28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