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位的合作文章各由两部分构成，前为宋淇从文学、红学方面分析，名曰“宋氏解读”;后为陈存仁先生从医学病理方面分析，名曰“陈氏解读”。比如分析“晴雯夭风流”，宋淇的解读侧重概括与晴雯有关的故事情节，包括起病原因、发展、死亡、受祭的过程，借“补裘”“抄园”“被逐”“探病”“诔祭”等情节，分析了她的思想性格及她与宝玉、黛玉、袭人、王夫人的关系。对于晴雯之病，宋先生以常人眼光判断为肺痨，与黛玉、龄官、五儿属同一类型。陈存仁则以一位医者的角度，推断“晴雯之病，非女儿痨”，“可能是粟粒性肺结核”。陈存仁评价曹雪芹的天赋，不限于写一部《红楼梦》，“因为要是不懂一点医理，这些人的病况描述不可能切合病情，宛如医家目睹一般”，“他对医学的理论、病情的观察、药方的组织，也颇有才华。”

　　宋淇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红迷，他的《红楼梦识要》收入了他所有的红学论文。宋淇是戏剧家宋春舫的哲嗣，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中西文俱佳，他的《红楼梦》解读也是较早运用了中西方文学比较的方法。

　　余英时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红楼梦研究》并不是余英时学术研究的重心，在论文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结尾处，余英时便言明，这部著作的刊行是其红学研究生涯的终结。但作为一个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红楼梦》所给出的丰沛的天地对一个历史学家又有着足够的诱惑，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创造这个世界的作者曹雪芹又有着怎样的个人精神世界?

　　余英时读《红楼梦》是在1945-1946年避战安徽潜山期间，真正开始系统地读《红楼梦》文本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在香港读了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研究，忽有所悟，因此断定曹雪芹有他独特的文学构想，并不是胡适以下所说的“自传”。“自传是红楼梦的材料，确乎不错。但作者更要表达的是他的艺术想象。全书的结构和设计也是与构想配合的。我断定‘大观园’和‘太虚幻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这是他关于《红楼梦》两个世界思考的雏形。

　　1973年余英时在香港接受宋淇先生出面邀请，做关于《红楼梦》的讲演，这才有“两个世界”一文问世，当时即译成英文。1974年6月，余英时发表了影响巨大的著名文章《〈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他一开篇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己所要阐明的中心论点：“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接着又有“红学革命”的论文，第一次引用了库恩(Thomas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理论，解释红学的几次变迁，两文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红学家也是经济学家的赵冈撰批评文章，余英时又写了几万字的反驳文章，这些都收入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

　　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余英时曾表达自己的困惑：“这里确有一个奇异的矛盾现象：即《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诚然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在他看来，应该把“红学”从“曹学”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但这一次关于红学的突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就像一次小小岔道，终究不是余英时的学术重心，余英时曾说愿意一直做这个领域的读者，但不愿再参与。

　　周策纵 红楼梦大观

　　毕生治学另有伟绩，但始终钟情《红楼梦》的学者颇不少，周策纵是其中一位。周策纵早年私淑顾颉刚、胡适,接受了传统的朴学训练,又受教于哈佛大学,吸收了西方汉学中的科学方法，此后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是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以研究五四运动著名，由博士论文扩写而成的五十余万字的《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影响很大。

　　但周策纵也是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多年潜心于《红楼梦》研究，早年即已被公认为红学研究泰斗级人物。1980年6月，在威斯康星州首府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任会议召集人和大会主席。此后，还促成了在中国哈尔滨、江苏扬州、台湾和北京举行了第二、三、四、五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著有《玉玺·婚姻·红楼梦——曹雪芹家世政治关系溯源》、《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红楼梦案》等系列红学论文。

　　历史学家做红学研究的学术训练优势在周策纵身上已经显现。比如采用清代木刻印刷术来验证文献考据得出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文献，程伟元从出示书稿到续书印刷出版，只花了十个月左右，根据当时可靠的刻印作业时间，单单刻印，最快至少要六个月，私家印书，字模设备难全，可能更慢。而高鹗只有四个月，如何续书二十回?《红楼梦》情节复杂，千头万绪，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个。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写了八十回，高鹗在四个月完成续书二十回，怎么可能?

　　在数据库应用于学术研究白热化的今天，我们发现周策纵很早就已经开始用电脑来研究《红楼梦》了。比如分析小说的词汇出现频率，鉴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优秀的历史学者做红学研究，周策纵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史景迁 曹寅与康熙

　　历史学家中与《红楼梦》发生关联的颇有几位，除了周策纵，还有治经济史和制度史的何炳棣，虽然后者写得并不多。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与《红楼梦》的渊源也极早，《曹寅与康熙》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他在196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史景迁之后学术风格的奠基之作，个案入手导入一个时代政治、历史、文化的整体境况，并栩栩如生地将人性的因素嵌入其中，史景迁的“微观历史”研究方式和学术写作路径，都在此文中予以体现。这一论文不仅获得了地位相当高的珀特尔论文奖，而且在次年就获得了出版，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也使史景迁得以在耶鲁留校任教。

　　史景迁以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的关系铺展其论述，从曹家可考的远祖开始探讨，进而是曹家兴起，曹寅接管织造并深受康熙帝重视，以及曹家的衰落至雍正时的被抄，一直到曹雪芹贫病著书。虽然《曹寅与康熙》的正文中出现了相当多对《红楼梦》的探讨，但确切讲史景迁的这一著作属于“曹学”的研究范畴。这些，都源自他阅读《红楼梦》时获得的灵感。 (编辑：红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