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其实，我们自认为在日本看到的中国古文化，也只能是我们对中国古文化的想象，因为都没有参照物了嘛。

　　李长声：一是没有了参照物，另外，我们也没有了鉴赏的教养。也许周作人那代人还有那样的教养，能看出日本文化里哪些来自中国文化，哪些是他们自己衍生出来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是没那本事了，我们的下一代就更没有了。不过，在我看来，从中国文化发展出的日本文化，要更精致，更为他人。

　　晶报：说到日本人的为他人，我想起读约翰·赫西的《广岛》，有一段让我非常震撼的文字，是说在广岛核爆后，有人被压在瓦砾下，然而在求救的时候，都会在“救命”前面加一句“如果你方便的话”……

　　李长声：我不会觉得震撼，因为我在日本听得太多了。“如果你方便的话”、“给你添麻烦了”，这些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其实中国人以前也是这么有礼貌，这么有教养，这么为他人的，只不过割断传统后，我们这些好的传统都丢失了。我曾经听一个朋友感慨日本人的敬语如何如何多，我就对他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儒家的东西啊!

　　晶报：因此也有不少人说，中国在历史上是对日本有恩的，而日本对中国却是忘恩负义。

　　李长声：不可否认，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确实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文化，但我们认真去分析，中国人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主动去日本弘扬中华文化，东渡的要么是弘扬佛法的僧侣，要么是亡命天涯的朱舜水，因此，我们的文化大多是被日本人自己拿走或者偷走的。等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开始闭关锁国，后来又是全盘西化，与中华文化渐行渐远。另外，不少日本人一直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就是在明亡之后，他们认为真正的中华文化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因此，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那些侵略者中不排除多少也有一种代表中华文化再次“入主中原”的心理。我一直都说，日本在文化上很发达，但在思想上一直不先进，甚至一直是落后的。

　　晶报：再说回日本的文化，我觉得日本文化虽然精致，但过于阴柔了。

　　李长声：对，日本人要抒发情怀和感慨的时候只能写汉诗，因为汉诗能言志。而日本人用日文写的徘歌、和歌和短徘句，就只能言情。中国有些人误以为日徘句只有两句，实际上是不对的，日本徘句是有十七个音，以五-七-五排列，即五个音，七个音，五个音，而这十七个音组成的句子，通常是没有结尾的，这也可以视为一个残缺的句子。

　　日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利己”

　　晶报：从生活中接触到、观察到的日本人那里，您觉得日本人现在对中国的主流态度是什么样的?

　　李长声：我接触的朋友都是比我年纪大的，他们大多是左翼人士，对中国抱有好感。至于年纪轻一些的，我能感觉有不少人瞧不起中国，这种情感隔阂里既包括他们对甲午以后的中国的观感，也包括他们对当代中国的观感。比如我们一些有了钱的同胞去日本旅游，所表现出的无知、狂妄和没教养，也确实让日本人瞧不起，让他们觉得自己虽然在经济上落后了，但在文明上却优于中国人。其实，日本在战后也经历过贫穷，乍富，进而猖狂的时代，以及后来经济泡沫的破碎，这些经验都是我们中国人要总结和汲取的，我们不能走日本人的老路。不过，坦白讲，我在日本20多年，没有一次被日本人歧视的经历，也没有任何受挫感。

　　晶报：我知道日本人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据您观察，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关注么?

　　李长声：日本人喜欢三国故事其实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日本的历史在中国三国时期前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日本有文字的历史是从陈寿《三国志》里的《东夷传》开始的。至于日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注，我觉得是非常少，这从日本书店里很少看到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书就能看出。

　　前些年为了两国友好，日本也象征性地翻译了一些中国作家的书，但摆在书店里很少能卖出去。我跟日本朋友也交流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是上去了，但文学并没有上去。

　　晶报：一直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都比中国的学者对日本研究更全面更深入更着力更透彻，您对此怎么看?

　　李长声：我刚才说了，日本有文字的历史开始于中国的史书，因此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首先是为了“利己”，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是通过研究中国历史来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相比起来，中国人不大需要研究日本的古代历史，我们对日本的研究是从后往前式的，这是因为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领先于当时的中国。另外，日本近现代研究中国着力很深，也是在为侵略中国作准备，而中国并没有侵略日本的诉求。因此，我觉得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历史不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是正常的。另外，我觉得中国人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只相信西方人对日本的研究，而不信任我们自己对日本的研究。其实中国近现代研究日本的学者很多，比如黄遵宪、戴季陶、周作人等等，他们都对日本有深入、独到的研究成果，未必不及西方学者。

　　晶报：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了很多像您这样研究日本的民间学者，比如萨苏、汤祯兆、宗泽亚……

　　李长声：我觉得这是好事。据我了解，汤祯兆比较侧重日本的流行文化，像电影、音乐等，而萨苏比较着重日本军事研究，宗泽亚则是最近比较出名的，他做了一些关于甲午战争和明治维新的研究。我觉得这些民间学者侧重点不同的研究，会让国人对日本的视角更广泛。接下来，我希望中国研究日本的民间学者与官方学者能多一点交流和碰撞。另外，我觉得对日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为政治服务，要从文化根源上深入了解。

　　李长声

　　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1949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1988年自费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北京、上海、广东、台湾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