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他又不得不退居到周作人的苦雨斋式的状态里。他自叹道，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他承认这来自周作人的启发(《我的精神自传》340页)。他感叹思想的合理性并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而提出“还思想予思想者”，也是为了强调批判知识分子的有限性(《我的精神自传》340页)。周作人的科学常识解释中国的文化问题有效，而在实践上多是无效。这对于钱理群的学术理念是很大的刺激。比如，周作人说“生活的艺术即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于是在他看来，鲁迅偏执，周作人调和都有价值。他认为，今天看来，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教人率性而行是对的——

　　但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的现实实现，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因此，必须出现鲁迅所说的“偏执”，而且只有有了偏执，才会使某一侧面充分展开、发展，即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在这个意义上，我当年批评周作人，说将平衡、调和绝对化，任何一个侧面都未得充分发展，过分、过早地讲调和，追求静态的绝对平衡，就会形成早熟现象，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我的批评又是片面的，因为我没有同时强调，偏执状态只是追求人性健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能将其凝固化、理想化。(《我的精神自传》)

　　这样，周氏兄弟的难题与钱理群的难题就碰撞到一起了。也许恰在这个层面，他意识到民国精神史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是在民间知识分子那里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今天还有民间知识分子么?努力民间化的人们，是否还带着体制内的思维逻辑?更大的难题在于：一，周氏兄弟从域外文献翻译里思考中国当下问题，以新思维讨论社会变化。历史的经验与域外思想的交织，是钱理群这代人所少的。第二，无所不在的体制化，言说的边界矗立在旁边，只能以学科的方式应对问题。离开了学科，似乎无法言说。而周氏兄弟是没有学科意识的，所以其精神的纬度更大。这是学科的异化，也是现实的异化。

　　钱理群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两个问题，但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呐喊，彷徨，于是回到“自己的园地”，看“雨天的书”，“谈龙谈虎”，说“中国的气味”。也由此，当代学术的背后的隐含被悖谬化昭示出来。学术问题变成人生的问题，这恰是五四遗产在当下的境遇。

　　用周氏兄弟的遗产应对当下问题，的确存在困难。因为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民国。我们看今天的青年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知识结构，看社会的深层框架的变化，似乎还应当寻找另外的资源强化已有的参照。鲁迅就是不断寻找同代的许多域外资源的，他没有满足于晚清的那些经验。这或许是钱理群之后的学者们要推进的工作。每一个时代的学人都有自己的限度，钱理群把自己当成历史的过渡者，颇为真诚，他期待青年人跨过自己的疆界，另辟新径，也别有意味。

　　在我看来，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在人们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太平之景中意识到了危机。他带着忧患之心面对众生，但热情之高超出常人。他常常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他自觉地把生命难题与社会难题转化为一种理论的难题，但这些难题没有给他退缩的理由，反而有着解析的冲动。而那冲动的过程，又带着梦幻之影，仿佛回到1919年的场域。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路途，他复活了一种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被一次次接通，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丰富的痛苦的背后，有无量的爱意，阅读钱理群文字的人，都感受到了此点。他追寻五四风景的时候，自己也成了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