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珍也很无奈，目前的经济救助毕竟不能全覆盖，“在我们人员、资金都缺少的情况下，只能发挥社会上的志愿者参与。”

　　2010年，原卫生部将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有关工作委托给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对捐献者予以救助激励，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职责之一。按理说，捐献者因病返贫，红十字会应该对捐献者家庭进行相应的人道救助。可是高新谱给记者算了笔账：以2014年为例，有1699位公民逝世后捐献了器官，其中约有1200个家庭需要进行贫困救助，但是国家从彩票公益金中所划拨给他们进行救助的资金只有84万元，平均下来，一个家庭只能获得700元的补助金。“700块，够干什么的呢?”

　　他介绍说，这84万的标准，是财政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决定的，那时我国的公民器官捐献事业才刚起步，还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很多具体的情况，并不了解。他们现在已经把公民器官捐献所产生的成本核算，作为一个科研课题，委托给相关机构进行研究，希望在“十三五”时，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器官移植费用尚未纳入医保

　　在欧美地区，很多国家与器官移植相关的费用是纳入医保的。而在中国，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肾移植的部分费用纳入医保。

　　这就意味着，即使有人捐献，配型成功，也会有患者因为无法支付庞大的移植手术费用，不得不放弃。

　　尽管媒体经常将1：30作为器官供求缺口的数据，但实际上，中国每年面临器官衰竭的患者，多达150万人。只不过，由于身体和经济情况等，能够承受、支付得起器官移植手术费用的人，只有其中的30万。

　　除了移植手术本身，术后必须长期服用的抗排异药物，也价格不菲。中山一院肝移植中心副教授鞠卫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这些费用早期每个月需要3000-5000元，此后每个月也花要2000-3000元。

　　好在，目前在广州，肝移植术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是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的。也有部分省市将个别移植手术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比如在江苏，肺移植已列入二类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患者个人仅需支付40%的费用，而且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费用个人仅需支付10%，其余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由国家补贴。

　　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江苏省肺移植诊疗中心主任陈静瑜建议，未来最好将这种做法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减轻患者的负担。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相信，未来关于移植手术的相关费用，肯定会逐渐全面纳入医保范畴。“这样才能体现出医保的真正含义——抵御个人能力难以抗拒和支付的医疗费用。”

　　建长效机制，需多部门配合

　　1月31日晚上，无锡人民医院得到死囚器官停用以来的第一例捐献肺源。只不过，这两颗肺远在广西桂林。

　　为了获取这两颗肺，无锡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刘峰2月1日早上6点就出动，先从无锡赶往南京，从南京飞往桂林;下午5时30分，又从桂林飞返上海，驱车从上海回到无锡;往返3000公里，终于在晚上10时40分回到无锡市人民医院。次日凌晨3时30分，这两颗肺被顺利移植进该院一名61岁的女士身体中。现在，这名女士已经度过危险期，脱离呼吸机，重获新生。

　　在这7个小时的旅程中，东方航空公司的空姐们减少了打扫时间，只用了20分钟就起飞;还通过直飞申请，缩短飞行时间15分钟;为刘峰升舱至头等舱，方便他第一个下飞机，并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一切的一切，只为争分夺秒。即使这样，移植时，左肺冷缺血时间8小时50分，右肺冷缺血时间12小时，都几乎到了能够承受的极限时间。

　　该院副院长陈静瑜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表示，肺可以经受的冷缺血时间只有10-12小时。如果跨省传送，必须要像这样，有交管部门联动，才能确保移植手术的成功。因此他呼吁，民航及高铁、高速等部门要为超长距离转运器官建立一个爱心绿色通道，国家层面建立一个长效机制。

　　与交管部门的联动，不光体现在开启绿色通道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移植器官的供给相对较多，与他们在领驾照时所填写的一张表格有关。所有美国公民在领取驾照之前，都会被问及如果出现交通意外，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勾取yes的驾驶员，驾照上会有相应标记，一旦发生意外，无须再为确认捐献意愿花掉大量时间。

　　可是这种做法目前在中国还难以照搬。深圳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曾经在深圳车管所“大张旗鼓”地放过宣传展板，呼吁驾驶员们到红十字会填写器官捐献申请。“我还没领驾照，你就咒我撞死?晦气不晦气!”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被骂得狗血淋头。

　　“法律和制度上的缺失，我相信，只要国家开始重视，三年五载肯定能够解决。但是整个社会意识的扭转，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只能利用各种渠道去宣传，一遍一遍地解说，重复一万遍也不为过!”高新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