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美术学校为期四年的学习中，王悦之的勤奋精进，异于常人的天赋，让他的老师与绘画同行惊叹再三。他的作品参加过各种的展览，甚至进入过最高规格的“帝展”。一个台湾画家能进入这种展览，对大多日本学生也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故展览一有他的作品挂出，其印象主义风格的自由奔放的笔触，浓烈明亮的色彩，总是引来一片低低的赞美声。

　　不过绘画只是王悦之的才能之一，他对文学的炽爱与对美术的赤诚是同等的程度。因之一俟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他便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深造，同时在北京美术学校任教，没有返回台湾。

　　王悦之学成之后直接奔向北京而没有回台谋职，与亲人团聚，这个转折看上去多多少少有点突兀。原来在绘画与文学之外，他还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由于台湾早在1895年割让给了日本，因之在这位青年的感受与认识里，他的家国是破败的，寻求救国之道是高于自己的绘画与文学理想的。事实上，早在王悦之读书期间，他就萌动过放弃学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念头，他这么想也这么做了，曾一度离开学校专程到上海想拜见孙中山。孙中山未见到，却认识了接待他的另一个国民党政要、也是孙中山的助手王法勤。这位老同盟会员当初也是去日本留学，后弃学返家闹革命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之间的种种不易与深味，他是体会得很深的人，眼前这位一心想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使他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慨叹之情顿生。他对王悦之坦诚地道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提出由衷的建议，劝他一定要继续完成学业，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的形式。

　　王法勤的坦诚相待与理解，令王悦之倾心感激。而王悦之的俊雅与才华，也令王法勤深感人才难得。也许他们彻夜长谈过，也许他们之间特别投缘，总之在这一次见面之后，王法勤便将王悦之收为了义子，王悦之也正式将原来的刘锦堂的名字，更为了王姓与“悦之”，“悦之”谐自己的名号“月芝”之意，也暗合“我愿意这般”之意。

　　革命情怀得到理解，个人情感得到接纳，王悦之安然地回到日本，于1921年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随后即选择了前往北京，以侨生身份进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文学，并兼职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做了一名学生爱戴的美术教师。在他看来，只有在远离台湾的某处，他的爱国情怀才能落脚，这大概是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最有效的行为了。他的一生，无论有多少挫败，对自己的国，始终保持了这样一份基本的朴素的情感。

　　到北京最初的头十年，自觉肩负艺术与革命双重使命的、志大而心高的青年王悦之，仿如获得新生一般。在传统学术思想氛围浓厚、新美术思潮又已春风拂来的北京，他结识了许多学界与美术界的同行朋友，又得到王法勤好友、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照顾。到京次年，他即与留英回国的李毅士、留法回国的吴法鼎等同行创建了研究西画的团体“阿波罗美术研究会”，一起探讨如何融汇西方现代艺术于传统艺术中，又收授学生，将自己的艺术理想传播出去。

　　李毅士与吴法鼎都是人中的俊杰，才识渊博又见识广阔，且同样具有爱国的热诚。他们的存在使王悦之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很不一般的踏实感。

　　这段时期，王悦之在研究古典文学之外，频频参与各种的美术活动，并参加其他重要的美术社团组织。他出任北大造型美术研究会导师，在王法勤的资助下创建私立北京美术学院，接受政府教育部的委派赴日本与台湾专门考察教育，30年代末甚至受国立艺术院院长林风眠特邀，出任过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西画系教授与日文讲师，再任私立京华美专校长与私立北平美术学院院长。……他是忙碌的，也是意气飞扬的。在他看来，融救国的伟大理想于自己的艺术生涯，将是他平生的最快意事。

　　在个人的绘画创作上，大约有近七八年的时间，他沉醉于西洋艺术与东方色彩如何融合的新形式中，并迈出过重要的探索之步。事实上，王悦之1930年代之前的作品风格都显现出一种明亮化与情感化的调子，色泽温暖，线条圆润柔美，充溢着一股甜蜜蜜的抒情气息。这既是他源自印象派绘画的非凡功底，也是他的现实生活与心境在画面上的直接反映。

　　原来王悦之在到北京两年之后，已经完成了人生中的成年大礼，与一位叫郭淑敏的女子结了婚，婚礼是在义父王法勤的主持下完成的，而新婚妻子的温婉明丽给了王悦之深深的幸福感。这是王悦之一生中少有的浪漫与安宁的日子，他的画面因之充溢着更多的才情与暖调，《镜台》《摇椅》《女像》等，描绘的都是生活的安详感，跃动着他一颗多情的心。

　　环境与人的变化，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而一个人的容貌，则完全显现出他背后的经历，映出他内心的复杂情感。王悦之走出校门时，是一副俊美的学生模样，衣领雪白硬挺，黑发有精致的中分，俊眉轻扬，眼睛满含笑意。结婚时他已快而立之年了，英气的脸平添了神态上的庄重，却还带有几分的顽皮与忍俊不禁，于此时，他还像生活之外的人。待得再过些年，他似乎才真正走入生活了，戴了眼镜，理了寸头，唇上蓄了短短的胡须，开始着长衫，脸上有了些许的倦意，人的气质渐渐凝重起来。一看就是一位殚精竭虑的先生，一看就知他的内心蓄满了故事和一些说不出来的话。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个自画像中的瘦削美髯公，与其说是他的画笔，不如说是生活把他慢慢变出来的。

　　在“阿波罗美术研究会”创建的次年，同行知己吴法鼎即于42岁的英年早逝了，再过一年，另一位美术大才陈师曾也在47岁的盛年离开人世，王悦之头次感受到了生离死别的痛苦。从更重要的层面上来说，这些同行知己的离去，包括后来他的挚友、文学家刘半农的早逝，使他在精神上遭受了深切的孤单，造成了他生命后期在实质上缺乏支持的局面。

　　照王悦之对救国与艺术关系的理解，觉得应该是将艺术教育在全国推广开去，将艺术的内部结构充实到更加的完整，将艺术的外延扩展至工艺设计领域。这些伟大的宏图与艺术主张，他不止是在脑中去勾勒，而是以实际的行动去践行。力所不及的，也曾向政府提交万言方案。

　　不过艺术的推进，文化的自觉，永远是少部分有情怀有才能的人才会顾及的事。何况当时的中国危机深重，关乎国家艺术建设的事，似乎永远只能存在于理想主义的理想中，他注定要遭受挫折与忽视，这不是他个人面对的现实，与他相似的有志青年如上海的陈抱一、杭州的林风眠、北京的徐悲鸿，大都遭遇过类似的痛苦命运。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