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葡时期，像商会、工会、街坊会、妇联这样的传统社团独立于政府，在实际上管理着华人社会。作为爱国社团，他们和殖民政府时有冲突。1966年著名的“12.3”事件，即是由于街坊会要扩建自己的学校在程序上和澳葡政府发生冲突所直接引起的。澳门中华总商会则扮演着殖民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的中间人角色。澳门回归意味着华人当家做主，华人政府便是自己的政府，自己也成了政府的一分子，在行政会和立法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对政府的全力支持，便成了“爱国爱澳”的题中应有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和内地的工会与妇联一样，变成了官办民间组织，在行为方式上和大陆的社团非常相似。

　　当然他们也并非对特首施政没有任何意见，但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出面批评特区政府的施政。各个传统社团均已成为特区政府的利益共同体。

　　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舆论监督也在不断退化。澳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其实不少，但是追究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责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只有一两家小媒体而已，而且都是周报。澳门的传媒基本没有深度报道，所以读者很难知道澳门的水到底有多深。大陆是官方的新闻管制和审查，澳门则多数是利益驱动下的自律。这种情况已经使澳门在“民主监督”的社会层面严重倒退。

　　不过，澳门也有一些和传统社团持不同意见的新兴社团，如新澳门学社(政团)，澳门良心(政团)，澳门博彩最前线(工会)等社会运动组织，以及三到四位敢言的民主派议员(直选)，也有比较敢言的教授，包括今年夏天被解聘的两位教授。但这些抗争社团与个人的力量单薄，并且面临强大的压力，两位教授被解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在澳门占少数，但他们是“一国两制”的代表。没有他们，澳门的“一国两制”就会更加逊色。

　　显然，很多澳门人对“一国一制”是有看法的。今年的5月25日就有两万人上街、几千人包围立法会，抗议似乎是为官员们量身订做的所谓“离补法”，即“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法案，导致特区政府撤回了法案。

　　上面这些都是“一国两制”仅存的硕果。

　　总之，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建立在较高程度“一国一制”上的澳门的“稳定”与繁荣，或许只是假象。

　　在台湾和香港“问题”频频发生的时候，澳门的稳定似乎让中央感到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聊以自慰。不过这也许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如果澳门的经济滑坡(中央的反腐已经导致澳门的经济主体博彩业收入持续半年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加剧、贫富悬殊扩大、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各种社会矛盾无法缓解，一旦有一个契机，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不是没有。多少年来中央的历届领导都告诫澳门政府官员要“居安思危”，要注意培养“爱国爱澳”的接班人，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问题的最终解决，“和谐”社会的最终达成，还是要靠社会公平的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包括特首及立法会的普选。哪怕是这次人大为香港所订的框架，如果放在澳门，那将是很大的进步。希望香港的立法会选举，也能更上一层楼。香港好，澳门才能好。香港澳门好，大陆才能更好。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这似乎已经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竭力主张过真民主、真普选。

　　俗话说，“维权就是维稳”，“无正义便无和平”。这些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也都是真理。“一国两制”一定要成功，或许最后的确应该是达到“一国一制”，但是这个“一国一制”是“一国良制”，即大家都是“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