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艳走后，一直没回家。直到坤坤4岁，她才回过一次。此后4年，她再次消失。后来，她也和阿奇分手了。

　　阿奇平时也只在春节，才偶尔回几天。但2012年暑假，坤坤摔了一跤，把眉梢摔破了，他的人生就开始了悲催之旅。

　　在医院里，坤坤被检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罗文辉和阿奇反映后，阿奇反应平淡，“甩了他吧”。罗文辉懵了，阿奇说，“这娃不是我的，她妈妈和别人怀孕后，才和我结婚的”。

　　罗文辉不是狠心的人。如果因坤坤不是自己的亲孙子，就把他甩掉，那40年前，罗文辉也会把阿奇给甩了。因为阿奇也不是罗文辉亲生的，他是随母亲嫁给罗文辉的。

　　“当时阿奇过来，才两岁两个月。”罗文辉告诉《南风窗》记者，“但我对他比对我亲生儿子还好。”

　　确实，已69岁的罗文辉，目前还在帮阿奇照顾坤坤，而他的两个亲孙子，他至今无法照顾。

　　在村里，罗文辉口碑不错。这和他的出身有关，罗出身富农，那时候这样的身份不好。也因这样，罗文辉30岁才结成婚，而且娶了个“带着娃娃嫁过来”的妻子。

　　因身份问题，罗文辉总是热心帮村民，如帮村民打灶台、修房子等，而且他从不收村民的一分钱。村民很感激他。从这个意义上说，村民即便讨厌坤坤，也不至于联名驱赶他。

　　在被发现患艾滋病以前，坤坤曾读了一年半的幼儿园。读幼儿园时，坤坤无法静心学习，甚至“背着书包去上学，回来的时候，书包不见了”。坤坤还很好动，喜欢打比他小的小孩，甚至用石头砸路人。其实，坤坤是患了多动症，但早期的治疗没跟上。

　　得知坤坤患艾滋病后，很多小孩不和坤坤做朋友了，因为村民确实拒绝他们的孩子和坤坤往来。他们担心坤坤抓伤或咬伤自己的小孩，进而导致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传染。

　　没去上学的坤坤，像个野孩子。整天在山坡上、田野里，到处游荡。他还学会了偷村民的钱、手机和打火机等。

　　“如今，我越来越老，他越来越大了。”罗文辉告诉《南风窗》记者，“我没有能力养他了，管也管不住了。”

　　2012年，阿奇和父亲说“把他甩了”以后，就没再和家里联系。电话号码也换了，钱不再往家里汇。

　　坤坤的父母失踪了，罗文辉又没有抚养能力。加上他喜欢四处烧山点火，甚至烧房子(其中两次点了自己家，一次点了组长黄成模的家)，他还到附近的油井点火，幸亏发现及时没有酿成大祸。总之，罗文辉和其他村民都烦透了坤坤，他们觉得，坤坤的存在，是一颗定时炸弹。从内心里，他们确实希望坤坤被领走。

　　傲慢与偏见

　　“联名驱离”的新闻，帮助村民完成了这一愿望。

　　事发后，“见多识广”的都市白领、知识精英和富于“批判精神”的网络达人，第一时间不断转发和批判村民的“愚昧与无知”，这些群体也在批判中，重塑了自我的存在感。他们从骨子里相信村民“肯定这么干(联名驱离坤坤)”。因为，这迎合他们关于“农民愚昧与无知”的偏见。

　　但现实往往和他们想的不一样。事件的逆袭，让他们很受伤。

　　不过，大规模的逆袭，恰发生在联合国表态后，于是“阴谋论”盛行—“联合国批评后，媒体开始说‘驱离事件’是策划的了”，这赢得了大批网民的附和。

　　不管怎样，单从策划的角度来看，坤坤因此被关注，政府也更重视了。坤坤的未来，依稀看到了一丝曙光：在媒体疯狂报道的那一周，官员、爱心人士和媒体记者，一拨拨到来，他们给坤坤买玩具、买棉被、买吃的，同时带来了慰问金。还承诺要解决坤坤读书、生活和治疗的问题。

　　但在那些天，同样不断上演的还有：当坤坤的面，罗文辉一次次重复着“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哪个”、“他妈妈肯定也是艾滋病”、“不晓得他父亲是不是艾滋病”等等。

　　老人家说得口干舌燥，甚至忘了吃午饭。有时，说着说着，他就哭了。很多来看望坤坤的人，逐一和坤坤拥抱、一起玩耍，表达爱心……但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没有村民的参与。

　　这样，书房垭村的那些日子，就成了：除当地村民以外，各个阶层都是临时参与其中。

　　村里的广播还在不断重复着“艾滋病不可怕”的宣传，官员也在村民家门口塞进一大摞宣传艾滋病的小册子，但他们根本无心翻阅。

　　早前，村民不完全知道“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母婴和血液来传播”。宣传过后，他们多少知道一些，但至今初衷不改：我们不会让孩子和坤坤一起玩的。

　　记者问及原因，他们说“如果是你的小孩，你愿意吗”?这让记者们都悻悻然。

　　12月23日，坤坤事件已过一周，记者逐渐退去，来看望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书房垭村，又恢复了宁静。

　　但喧嚣过后，坤坤依旧无法融入村民的生活，他又回到了原本的状态。或许，孤独才是坤坤在这个村庄、在这个社会的本真。

　　这是一种宿命。

　　和关心坤坤的命运相比，村民更关心的是：“联名驱离”事件让书房垭村的村民形象很不好。

　　村民罗文举说，“这事搞得好像我们农民素质就很低一样。”事件过了一周，村支书王树林仍难以抑制内心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