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才：西方一些评论家对中国经济妄加抹黑，唯恐中国市场不乱，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重困难，但是，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过于担心，理由主要有三：

　　第一，中国实体经济基础较为稳固，市场担忧情绪过度。第二，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工具管控“系统性风险”。第三，中国经济转型稳步推进，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8.3%，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达到了50.5%，一个直观的例子是，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2015年中国电影票房增长约50%。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已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再平衡正在稳步推进。

　　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上升

　　斯蒂芬·罗奇：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和制造业驱动转向内需和服务业为主导，这种转型有助于中国经济成为更加持久的需求增长引擎，对世界经济有利。但这也极具挑战性，甚至有很大风险。2016年初，股市和人民币汇率面临着巨大压力。但中国金融领域的这些问题没有给实体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服务业和城镇化发展正在加固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最终会实现“新常态”改革的目标，中国消费者将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动力，进一步扩大全球需求，这也是缓慢增长的全球经济求之不得的事情。

　　索特·达瓦斯：2015年，中国外贸出口下降2.8%，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需求下降，国际消费环境不理想。特别是发达国家仍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抑制进口需求;第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减弱，部分国际市场被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所“蚕食”;第三，美元的走强也使许多国家减少了从中国的进口。

　　中国出口额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相对回落属于正常现象。事实上，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在2015年也出现了出口负增长的现象，如韩国出口下降8%，新加坡出口下降7.2%。

　　刘利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虽仍保持高位，但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已经从2005年至2008年的1.29个百分点，大幅下降到2010年至2015年的负0.34个百分点，表明出口已不再是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此外，加工贸易仍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15年，一般贸易顺差只有2967亿美元，而加工贸易顺差达到3513亿美元，高于一般贸易。在中国的进口结构中，一般贸易总额则是加工贸易的2倍左右，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逐步向消费驱动转型。

　　由于中国经济不再依赖出口，因此无须担忧中国出口增速的大幅下滑，出口增速下滑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随着中国商品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约翰·奈斯比特夫妇：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趋动型经济转变，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努力成为创新型国家，并不是说其制造业就不重要了。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存，将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规划、制定严格的碳排放规定以及其他环保标准也为企业提供了商机，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转型过程成本很大，但是，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向“绿色企业”转变。环境污染既是风险，也是机遇。近年来，越来越多城市争相成为中国最好的“花园城市”或“绿色城市”。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转变，是中国能够实现目标的最好例证。

　　中国将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约翰·奈斯比特夫妇：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及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关键要看去产能及去房地产库存、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把握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时机与步骤等三方面工作的进展及成效。

　　二元社会是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需要应对户籍改革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必须改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管理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各地官员普遍面临社会问题带来的极大压力。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个危险信号是：最需要援助地区得到的提高劳动力技能、改善教育和保障社会安全的公共援助不足。

　　蔡伟才：产能过剩严重阻碍了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有效地解决，以免引发连锁负面反应。东盟是一个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市场潜力巨大。在“一带一路”的激励下，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将为国内外产能合作创造机会。

　　雷纳托·鲍曼：中国和拉丁美洲地区一样，主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为此，中国首先要实现农村城镇化，要实现4亿以上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大动力，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从低劳动生产率领域进入高劳动生产率领域，在增加自己收入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消费，有利于改善消费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这也考验着中国社会福利和服务业能否满足城镇化的发展需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

　　其他一些挑战还包括重新确立人均收入分配、加强中国金融业规范管理等新的社会经济问题。

　　斯蒂芬·罗奇：要想避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推行结构改革必不可少。中国人均收入接近了这一边缘，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是困难重重。发展中经济体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它们没有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即错误地认为：发展早期阶段行得通的模式，在发展后期还会取得成功。通过结构调整，中国从过去35年高增长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向新的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服务业主导的再平衡会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以缓和过去高增长带来的许多负面效应：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收入不均等等。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向更加成熟经济结构转变的挑战，它们再也不能忽视增长质量的重要性。中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之路上的这一重要节点。

　　刘利刚：由于商业银行顺周期的特征，银行在经济繁荣时增加放贷，在经济低迷时期缩减信贷，将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不断减弱。因此，央行应及时放松货币政策，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推动经济增长。2016年，中国应鼓励企业和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融资，让资本市场帮助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好地完成去杠杆化。积极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应是当务之急。去杠杆化过程逐渐完成后，中国经济可能出现“V”形反弹。 (编辑：思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