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浩教授看来，奉行“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导致悲剧，是必须要吸取的教训之一。他说：“一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西方列强奉行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的逻辑，大国争霸和无限扩张必然走向对抗。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有国家奉行强权政治，靠强权来处理问题。”

　　李海东教授认为，二战结束后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而造成的悲剧，同样值得我们警醒。他提醒说，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冷战思维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大行其道。

　　一战和二战前后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在于，“联盟政治”必然导致冲突和悲剧。李海东教授说：“联盟政治的幽灵始终没有走开，一些国家仍然坚守着这一不合时宜的策略。这种理念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

　　李海东教授专门提到了二战，他认为，欧洲在一战结束后没有处理好德国的问题，是二战爆发的伏笔。巨额赔款和领土被瓜分，使得德国人心有不甘，在养精蓄锐恢复几年后悍然再次走向战争。李海东教授说：“今天的美国似乎还没有吸取一战和二战的教训。美国今天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和做法，与一战后英法对待德国很类似。美国通过北约东扩来‘惩罚’俄罗斯，把欧洲从多元化的道路上拉到了同质化、联盟化的道路上。”李海东教授还说：“二战爆发前英法对德国法西斯施行‘绥靖政策’给予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是，对于有强烈扩张野心和军国主义传统的政治力量，必须以一种强有力的态度和手段果断制止。”

　　政治家对于形势的判断，应该慎之又慎，错估形势的代价是极为沉重的。“一战爆发时，一些国家领导人对形势、对侵略方领导人的实际意图判断失误，对战争爆发、发展及其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李海东教授说，谁也没想到一场原本被认为会速战速决的战争会持续4年，导致1000多万人丧生、欧洲失去一整代青年人的大灾难。

　　军备竞赛的后果应该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视。一战爆发之前，欧洲列强正在进行军备竞赛。但在战争真正爆发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各国拥有的机枪、长射程炮弹等新式武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一战中破坏性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凡尔登”战役，主要就是以炮战为主，交战双方伤亡近100万人，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

　　尽管上世纪那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在技术层面，“危机管控”不力，对今天的世界而言也是教训。斯科特·安德森在其著作《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中描述道：“一战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永远在争权夺利的欧洲列强们一直都在不停地制造危机，希望借此占到对手的一点小便宜。一种独特的‘战争迷雾’正在升起……但公众对欧洲列强无休无止的虚张声势、耀武扬威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每过几个月就会爆发危机，没过多久又平息下去。”战争就在这种“习以为常”中爆发。斯科特·安德森言犹在耳，今日的世界看起来似曾相识。

　　2015年世界会更无序还是更有序

　　“除了反思我们人类的错误之外，我们还要反思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说。

　　这确实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庞中英教授认为，今天的世界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有关新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什么、将是什么样子的讨论已经出现，各种“秩序之争”不绝于耳。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些基本秩序，到今天仍然是需要得到维护的，比如台湾回归中国，德国、日本是战败国需承担历史责任，等等。庞中英教授说：“和平、正义、公正是永恒的。”

　　但庞中英教授同时指出，二战胜利距今已70周年，国际格局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国际秩序也应该有新的发展。他说：“苏联已不存在了;欧洲走向了一体化进程;G7、G8和G20等机制是对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主义的修正;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从‘神坛’上走了下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被严重削弱。” 李海东教授也指出，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新特征;核武器的存在使许多人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很低。

　　新的国际秩序应该如何建构，中国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对此，苏浩教授认为，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就应该转换新的逻辑。他说：“有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崛起造成了权力转移，而权力转向新兴大国必然带来对外扩张和冲突。他们用‘国强必霸’的逻辑来解读中国，这是根本的认知错误。西方逻辑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的、统一的一元世界，因而‘实力决定论’、‘权利转移论’在西方很有市场。西方理论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因此而变得不可避免。而中国文化则认为，世界是多元的、共存的二元世界，这是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逻辑。”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5年，李海东教授直言，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热点问题，很可能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彻底解决。庞中英教授则显得乐观一些。他认为，危机在2015年依然会存在，但总的来说，世界还是会走向“治理”的，尽管阻力会非常大。面对当今世界的诸多安全挑战，应该说各国都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危机，并正逐步走向危机管控和治理。他说：“这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在多边层面，防止一个国家主导全球所有事务，联合国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在区域层面，正在加强大国协调，2014年的APEC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双边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或正在建立，例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的和平理念、危机管控的具体措施，都是比较好的实践。”

　　在新的世界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中国无疑将扮演重要的和平力量。李海东教授认为，中国应是推动大国合作过程中的主导力量，中国作为区域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会更加突出。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不会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和平的环境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更为有利的。”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