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内部失衡的出现，有时候源于事件性冲击的出现，更多时候则与该经济体的政治、文化乃至国民性等诸多原因有关。以拉美国家为例，普遍不喜欢储蓄，所以储蓄率历来比较低，但同时又要发展经济，所以只好靠借外债的形式弥补。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时表现的尤其严重，为讨好选民，政府对经济做出的承诺需要引入资金实现，于是外债规模不断增加，并最终导致了本世纪初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

　　内部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主要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对比上，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大致情况。数据显示，拉美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出口附加值相对会比较低，而且出口对象往往比较单一。这使得这些国家抵抗冲击的能力非常差。当全球经济低迷，或贸易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初级产品价格会剧烈波动，那些出口占比较高、且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议价权，往往受到的波及会更大。再叠加上脆弱的国内经济结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链，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为低端的层次，无法实现真正的突破，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一个视角，我们可以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上分析主要国家内部均衡与否的问题。举一个不太恰当但比较形象的例子，这就像一个人财富量与消费层次的匹配与否问题。工业化可以类比成一个人的财富量，城市化可类比一个人的消费层次。历史规律显示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同步提升;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率逐步降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会明显降低，但城市化率总体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城市化率超前，而工业化率不够或者工业发展还处于相对低等的水平。超前城市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贫民窟的出现与社会问题的增多，贫困、失业以及混乱的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二元分化，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盛行，进一步扰乱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程度的贫困，并加剧转型升级的难度。

　　转型缺乏核心支撑力

　　事实上，融入全球产业链条的好处不仅包括早期“追赶效应”带来的快速增长，外向型经济还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取国外相对成熟的技术、设备与管理(很多时候是从先发国家淘汰下来的)，弥补本国资本积累不够、技术效率低下的不足。但是这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会面临另外一重的阻碍，主要包括：先发国家设定的技术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等。如果说早期生产技术的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山寨”，那么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提高产品的研发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疑都在发展过程中提高了对研发创新的重视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反之，对研发创新点不重视导致“追赶效应”之后产品竞争优势缺失、国内产业结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下降。

　　从主要经济体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每百万人研发技术人员数量等指标来看，成功冲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研发对经济的贡献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等曾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较长时期的国家研发对经济的贡献一直很低。这使得他们在全球贸易链条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较长一段时期维持在相对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冲入高收入群体或中高收入群体，也会因承受内外部风险的能力较低，而经常出现经济的剧烈波动，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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