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的遗产

　　我们如何评价“中国观察”？由于“中国观察”不是真正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我们需要的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待其成果，而是要将其当作一种政策工具，评价它对政策制定的贡献。毫无疑问，在冷战期间，“中国观察”对西方媒体的贡献很大：无论它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它至少告知了公众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它主要被西方国家政府用于制定其对华政策。在冷战的高峰期，数以百计的“中国问题分析家”，曾受雇于美国情报和国防机构，负责监控中国事态的发展。

　　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政策工具的中国观察实际效用如何？它作为预测工具的价值几何？如果我们让为数众多的老资格中国观察家回来做一个自我表白，他们大概会毫无犹豫地承认，尽管他们基于当时可提供的资源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们的行当终究是没有预测价值的。

　　具体来说，无论是论研究者的数量、数据库的规模和知识积累的多少，美国迄今为止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投入的资源都是首屈一指的。

　　尽管如此，中国观察在当今的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留下的遗产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一位典型的资深中国观察家，在实践中学会了必须非常耐心、细致地收集基本信息，在接收官方的说辞时极为谨慎，而且会极为小心地评估和解释官方出版的信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许多青年学者对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不以为然。但是，这种细致甚至繁琐的数据收集方法，对于区域研究这样的实证学科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作为冷战的学术产物，以前的中国观察的对象主要定位为“共产主义问题”，所以特别强调中国发展的消极方面。这对于今天的西方媒体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西方媒体仍然倾向聚焦和报告中国的消极方面，夸大中国面临的问题，有时甚至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许多西方评论家还是使用双重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不是“和平”，而必须是破坏性的。中国的对于邻国的外交新举措，通常被解释为“过分自信的行为”。当中国的经济增长从10%放缓至8%(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长表现)，这种放缓居然被命名为“硬着陆”。

　　诚然，学术研究必须专注于问题，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以怀疑态度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维作为研究的起点。但是，今天太多中国研究者仍然继承了过去的偏见，延续他们的“在中国发现问题”的研究思路，不分青红皂白地致力于寻找官方来源以外的“替代性解释”。这导致了对中国的发展，缺乏多元的意见和持平的解释。

　　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例，中国在过去30年持续两位数的增长，已经使之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脱贫的人口超过了历史纪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历史性成就。许多抱有偏见的中国观察家，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解释过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过，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一个持平的判断，这本来就不是“中国观察”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