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长期受行政化和地方化影响，法院的法官们也像其他行政机关公务员一样，需要参加一些“义务劳动”。“我不是说扫大街、捡烟头不对，这本身是好事。但我昨天还坐在法庭里判案，今天就上街捡烟头，自己感觉法官该有的威严在瞬间与我无缘了。幸好扫大街的时候不用穿制服，不然遇到曾经的当事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随着扫帚的飞舞，陈默说自己感觉穿越到了小学，参加“大扫除”，“如果那时候知道当法官以后还得大扫除，我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了。”

　　除了这些琐事，陈默还得眼巴巴地盼着自己能晋升，从副科正科到难以企及的副处、正处。“官大一级压死人啊，行政级别不是为了那点工资，有时候是让自己能腰杆硬一点”，说到这段的时候，陈默压低了声音。

　　“法官进社会也有助于普法”

　　法官不能依靠自己的专业水准而享有成就感，让陈默觉得自己很“不职业”。而十八大之后的变化，让他觉得法官们离职业化不远了。

　　“法官就应该有自己的序列，2013年，最高法就开始提出来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就是让法官们能有单独的序列。”陈默提到了深圳的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2014年出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院将工作人员划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并对各类人员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

　　“总体的前景是越来越明朗的，所以，我也跟原来学校的老师打听过，现在的孩子虽然越来越现实，但像我们当年那样立志当法官的还是有不少”，陈默觉得，法官队伍需要新鲜、专业、有职业理想的年轻人加入。

　　而他自己，从体制中出来进入社会，也是一种积极的求变，“别觉得我们是哭着喊着要离开法院一样，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我现在法务部的同事中，也有原来的法官，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我觉得，法官进入社会，把法制观念带进企业，对现在越发激烈的商业竞争是一种规范，对普法也有非常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