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美术市场，天价做局，屡破交易纪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之事。投机商在价格的狂欢中沉醉，看客们在舆论的惊叹中意乱情迷。

　　我不否认，市场就是利场，市场的终极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和利益。但是，如果在艺术或美术这样特定的市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艺术的考量和美学的标准，以卖猪肉或萝卜的方式进行艺术品交易，惟金钱的马首是瞻，那绝对是对艺术的亵渎、毁弃或谋杀。没有了艺术标准，没有了艺术追求的艺术市场，最终只能变为恶意、恶心和恶性的资本炒作，甚至变为只有零度美学的符号传销。

　　中国艺术市场最大的悲哀在于，艺术的投资人或曰投机商，在很大程度上与炒大蒜和生姜者为同一类人或干脆就是同一批人。他们既没有对艺术最起码的尊重，更没有对艺术最初级的了解，他们进入艺术市场，更多地其实不是为了人们所误解的那种附庸风雅，而是以暴发户身份，拎着钱袋“华丽转身”到更具投机性和刺激性的行业，攫取更高的也更带有血腥味的利润。

　　我们不妨用两组数据来证明，一些胆大包天的投机商，如何把艺术市场引向了疑云密布、危机重重的价格高地。虽然说，艺术收藏是富人们的游戏，但是，即使如此，中国美术品的价格增长，实在是太离谱了，因为它是在基数已经很高的前提下，进一步发疯地增长。

　　第一组数据，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作品价格从2000年到2011年(或2013年，最后计算年限以价格上涨最高点为标准，故有的计算到2011年，有的到2013年)之间的增长倍数：

　　黄永玉，2000年，作品价格约为每平尺7000元，到2013年则达到每平尺14万元，增长20倍;

　　徐悲鸿，2000年每平尺68698元,2011年,则每平尺高达148万元，增长21.5倍;

　　李可染，2000年，每平尺75773元，2012年，则高达306万元，增长40倍;

　　黄宾虹，2000年每平尺22533元，2013最高达到每平尺93万元，增长41倍。

　　虽然有些艺术家作品的价值因早期被低估，造成后期价格涨幅过大，比如黄宾虹。但是，总体而言，中国艺术品的价格增幅，整体上大大地或者说是疯狂地超越了本来已泡沫成堆的，并且同样也是处在发狂状态的房地产。就此而论，中国美术市场绝对进入了一种病态的，畸形的，反常的，逆天的状态。

　　第二组数据，是吴冠中同一作品在特定时期内的增幅：

　　彩墨画《交河故城》，1994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得260万港币;2007年在北京保利春拍上，拍出4070万元人民币，13年内暴涨15.65倍。

　　油画《木槿》，1998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出222万港币，创造吴冠中油画作品最高纪录;2007年北京保利以3920万元再次刷新纪录，10年增长17倍左右;2011年，北京保利公司对该作品举行第三次拍卖,成交金额为6325万人民币，4年再增长1.6倍。

　　另外，吴冠中的两幅尺幅不同，内容相近的同题彩墨画《狮子林》，在7年内拍出的价格差价，也算得上是今古传奇：小尺幅《狮子林》，2004年在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拍出198.5万元人民币;而大尺幅《狮子林》，2011年在北京保利 “现当代中国艺术夜场·吴冠中重要绘画作品”专场中，却是以1.15亿元人民币成交。

　　相比欧美的艺术市场，从1992年到2007年的15年间，欧美雕塑作品整体增长幅度达100%，比之坐着直升飞机一飞冲天的中国艺术市场，简直不值一提，但是那里的人们已经觉得涨幅很大了。1987年11月11日，当梵高的《鸢尾花》以5390万美元的天价卖出时，马上就有人在报上呼吁：“文化和商业要保持道义上的距离”(虽然国外的艺术品，很少出现成倍增长和多倍增长的情况);反观国内，当崔如琢的《盛世荷风》以超亿元拍出，创出中国当代在世画家最高拍卖纪录时(还有白庚延的《黄河咆啸》和《燕塞秋》两幅作品，2011年在天津文交所以份额化方式上市，其“股份”总值竟然分别暴涨至8952万元和7420万元!这样的价格，足以买下齐白石、张大千等名家的一些精品画作)，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叫好和欢呼。

　　两相比较，我们就可以见出，什么叫做有品位的收藏，什么叫做无文化的投机。

　　中国艺术市场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也不乏外来的贪婪)的历程告诉我们，在短短的十几年艺术市场实践里，我们不仅失去了对艺术的敬畏之心，我们也失去了对市场的敬畏之心。